明代的边防军多由罪犯充任，他们被加上各种重罪名目而充军到辽东，编入军队。

一年到头，他们除了修城、担任守卫，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屯田。

他们真正成了当地各级将吏的农奴，他们的份地随意被夺占，他们的收获物可以随意被征收或没收。

吴襄得意洋洋地声称：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看看追随吴三桂从一片石打到中缅边境，将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活活绞死。

然后又跟随他造康麻子反的人们，混得好的如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等人。

朝廷先是划拨土地养军队，土地被各级军官瓜分为私产，士兵成为各级军官的农奴后，军队已经腐朽。

要打仗了，发现大头兵拿不到粮饷，无论是打倭寇还是对付蒙古人，以及之后对付后金，都得额外发军饷，士兵拿不到足额粮饷要骂娘。

这个时候，各级官僚和军队里的各级军官，起的是两面派的作用，文官一面煽动P民骂皇帝苛捐杂税，一面自己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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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把军屯的土地全部瓜分完之后，一面骂皇帝发的军饷不够，一面克扣军饷、养家丁。

于是这些骂名，全是老朱家皇帝担了，于是老朱家皇帝是二师兄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对此，老朱家皇帝一点脾气都没有，六扇门里的鹰爪孙，为各级官僚控制，厂卫体系倒是皇帝通过太监来控制，可太监也被渗透了。

尤其是崇祯年的厂卫，高起潜之流已经跟官僚体系沆瀣一气，更是直接被辽西将门集团拉拢过去，吴三桂在投敌前就是高起潜的干儿子。

军队的局面就更加糟糕，皇帝绝对信任的京营，也被官僚机构腐蚀得极其彻底，京营掌握在勋贵手里。

后来京城的官员和太监也来分一杯羹，许多官员和太监的家政人员，都占着京营的编制领公务员薪水。

明初的将门，随着卫所制的腐朽、军户的大量逃亡、几代下来继承人的退化，实力削弱得差不多了，能撑到最后的，印象里只有云南沐家，

镇守各边的总兵等各级武官将吏，拥有很多土地，他们自己是不种田的，以当地防军为廉价劳动力，大批役使他们为自己种私田。

这种情况，在辽东地区早已是普遍之事，这些地方将吏靠役使广大士兵做无偿的劳动，获取了巨量财富，便以部分资金转入到经商、开矿、捕鱼、采木等行业，迅速增殖财产。

早在东林水军集团把明王朝财政搞破产之前，那些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总兵官、副总兵官、都司指挥使，以及那些千户、百户等各级军官就已经把老朱家划拨给军队的土地瓜分净尽，军队最主要的粮饷来源被断了。

不知不觉中，皇帝已经成了光杆司令，手里没兵，只有若干太监，所以文官不听他的，将门不听他的，九边军队就更加不听话了。

皇帝养的基本上是将门的家奴私军，大头兵吃都吃不饱，军官把克扣下来的军饷拿去养“家丁”。

所谓家丁，就是军官的家奴，家奴里头混得好的，被军官认作干儿子，干儿子也养家奴，认干孙子……

有些还当了军官的女婿，干儿子干孙子之间彼此联姻，比如祖大寿的妹妹嫁给儿子都已经很大的吴襄，郭壮图又是吴三桂的长孙吴世璠的岳父。

他们通过裙带关系勾结在一块，形成了一个畸形杂种——将门集团。

也就是说，国家的粮饷养肥的，是各级军官的家奴私军，这些人就算把明朝皇帝干掉也毫无心理负担。

若是神武皇帝率领大军彻底收复了辽东之地，那他们这些辽东军阀们还怎么混？

一年几百万两的辽饷肯定没了，说不定还会被分化在各地，这以后的日子难过了！

这也是祖大寿不愿意追击镶黄旗的主要原因，在攻打乳峰山初期，吴三桂一直出工不出力，差点坑死李辅明和王廷臣。

……

“陛下，建奴从锦州撤兵了！”

接到建奴撤兵情报，李芳第一时间向神武皇帝报告。

朱慈烺正在看锦州附近地图，闻言缓缓抬头道：

“祖大寿是否有反应？”

李芳急忙拱手回禀：

“没有，镶黄旗匆忙撤往乳峰山，锦州城内没有任何反应……”

朱慈烺脸色一沉：

“如此好的机会，祖大寿竟然放弃了？岂有此理……”

别看朱慈烺年纪不大，但他脸色一沉，身边所有人都感觉空气好像瞬间凝固似的，无人敢说一句话。

片刻后，朱慈烺目光看向神武军统领周遇吉：

“周遇吉，改变进军路线，绕路直接去大凌河岸边，这次绝不让皇太极逃回盛京！”

“遵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