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管仲为了便于管理分的类别，并无歧视，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被儒生篡改为等级，大致可以分为贵籍（世家大族）、良籍（工农）、商籍（商人）、奴籍（奴仆家丁）、贱籍（其他）。

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古就有“脱籍”一说（指脱奴、贱入良籍），更有“除籍”一说（从官员名册中删除，贬为良籍——即平民，甚至贱籍——官伎的来源）。

之后的宋朝贱籍制度比起唐朝有很大松动，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达。原来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和部曲在宋朝基本消失了，但这绝不意味着贱籍的消失，所谓的杂户，尤其是娼户，也仍然是贱籍，后代不许考科举，官员也不得同他们接触，良民和贱籍之间的那条红线，从来就没有消失。

相比起来，在宋代虽然是贱籍，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欺压的，能欺压的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平头老百姓只能酸溜溜鄙视一下平衡心态。比如乐、舞伎，宋明清的青楼女，非常有名的那种非达官贵人都是惹不起的。

当时确实执行“门当户对”的通婚制度，就是贱籍不可与良籍通婚，即使脱籍入良也只能为妾，不能为妻。

官伎来源：一是将罪民、战俘、犯罪的达官贵人的妻女以及后代载入专门的名册，就是把户籍改了，二是人口买卖。这些人最后都被培养成优秀专业的人。

这就荒废了大量的人口去做无用功，尤其是在目前狄泉的战时情况。

毕竟她们的工作内容就是在皇宫内苑、各州府中，主要从事歌舞伎艺的表演、公务接待，以娱官吏闲逸生活，不管是否卖艺不卖身，如果官员在公务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要处以“杖八十”的刑责，但是人权依旧是受限，在宋朝，虽然思想相对开放，但对于乐籍的人，大家仍旧看不起，轻视，甚至嘲笑她们，视她们为贱民，属于底层阶级，即便是有幸脱籍后，嫁人大多数也只能是妾。

这些女子从小就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被打骂、挨饿是常事，如果有艺术方面天赋，再是一个漂亮坯子，还会好一些，练成后给达官贵人表演，自然是有赏有罚，严重者也会丢掉性命。

宋朝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官伎多了一项新任务，响应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治国理念，她们要在官营的酒店坐镇，打扮的花枝招展，招揽顾客，促销售、涨业绩，为国家增加收入。

但是，这些受苦的小民百姓，他们的人权没人能够保证。

比如疍民，宋代的疍户归县一级管辖，除缴纳鱼课外，还要承担政府差役。明朝政府将疍户“编户立里长，属河泊所，岁收渔课”。明清时广东的疍户最多，主要颁布在广州、雷州、惠州、潮州等地

乐户也就是乐籍，也是贱籍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历史很早，基本上都是罪民或者是战俘的后代，一如乐籍世世代代都是乐籍，可以任人欺侮。堕民，生活在浙江附近的乞丐，元朝贬宋民为堕民，明朝贬元人为堕民，他们的子孙后代多数从事收旧货，卖鸡毛，给猪配种，抬轿等低贱的职业。

还有伴当，也就是祖孙世代都是给人家当仆人的，而蜑户则是在广东等地方，一生住在船上的一些人，他们甚至不被允许上岸居住，只能任船漂流。这些人生活的都很惨，因为低贱所以任人欺凌而无法反抗，只能世代受人践踏。雍正就是看到了这一情况，才下令革除了贱民贱籍。让这些本来永远沉沦在地狱的人们看到了一丝光明和希望。

以前梁山泊上的很多人就是出身伴当闲汉，不上梁山也是贱籍。

等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虽然他声称要“重开大宋天”，但其实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把全社会管控起来。他对于贱籍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社会上的良民大体分为“士农工商”这几类，商人虽然在这里面的最底层，但理论上讲也没有被完全剥夺向上爬的途径。而比普通人更悲惨的贱籍这些想都不要想。在明朝初期，贱籍的来源多种多样，呆在汉地的蒙古人被称为“堕民”，他们不得从事任何正经的营生，男的只能去捉鱼，女的当媒婆，甚至卖淫。

在大明朝廷的制度下，贱籍人口数量相当庞大。平日里这些人生活在看不见的角落，倘若天下有变，被划入贱籍的人们就会掀起巨大的波浪，虽然不至于天翻地覆，但把一家一城的大户屠戮殆尽还是没问题的

直到清雍正式废除了贱民，但实际上还是有高低贵贱之分，诸如倡、优、隶、卒、奴仆等，也还是被当成“贱民”。

雍正年间废除的也只是封建社会贱籍中的一部分，如衙署应役之皁隶、马快、步快等贱役还存在，贱籍制度直到新中国时期才完全废除。

而狄泉已经想好了，他这回要彻底的废除贱籍，不但是现在要这么做，就是将来到了他一统天下，更是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