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却认为：“人臣不应害怕君王发怒，要敢于苦口婆心的劝谏，指出君王的施政过失。如果一味迎合君王，使君王有了恶名，怎能算得上忠诚！”

李吉甫到了中书省，只是躺着不办事。而李绛如果偶尔不呈递奏疏，宪宗就会找他抱怨：“是朕不能容忍卿的直言，还是卿真的无事可谏！”

李吉甫曾对宪宗说：“赏与罚是君王的两大权柄，一样也不可偏废。陛下登基以来，对天下惠泽深厚，却没有通过行刑以立威，致使内外懈怠。愿陛下动用严刑以提振威仪，令天下臣民慑服！”

宪宗看向李绛，李绛道：“自古政治清明，都是崇尚德行而非依靠峻法，难道现在要舍弃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这样的明君不学，而去模仿秦始皇父子吗！”

过了十来天，前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也上疏劝宪宗使用严刑峻法。宪宗拿着于頔的奏疏对众宰相说：“这个于頔，真是大奸臣。居然敢劝朕推行严刑峻法，卿等知道他是什么意图！”宰相们互相对望，没人答话。

宪宗继续说：“我看无非是想让朕失去人心，做个暴君！”

话音刚落，李吉甫面色大变。退朝后，他一整天都情绪低落，没说一句话。

李吉甫与李绛数次当着宪宗的面争论，而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却夹在中间不置可否，宪宗鄙薄他的骑墙做派，将他免去相位，把前宰相、西川节度使武元衡调回朝中，继任担任宰相。

与李吉甫刻意讨好宦官的做法不同，李绛极为反感宦官，曾当众陈述吐突承承璀的专横跋扈。宪宗当时想要拉拢文臣，对他表示了支持态度。而宦官也因并未触及他们的整体利益，没有过分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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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七年（812年），吐蕃进犯泾州，李绛提出把驻扎于边陲的神策军各部转隶给邻近藩镇，以便统一指挥。

神策军是皇帝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其军事首长自德宗开始已全部由宦官出任，是宦官最为看重的利益。如果说针对吐突承璀只是个人之间的好恶，但此举无疑触动了宦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些人散布于宪宗身边，与宪宗朝夕共处，有的是手段让宪宗对李绛产生反感。

元和八年（813年）七月，河套地区黄河泛滥，冲垮了位居漠南的西受降城。

振武节度使李光进奏请重修城池，同时一并治理河防，以上约需经费二十一万缗。

李吉甫的意见是与其修城不如迁城，提议将驻扎在西受降城的士卒安置于天德故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用以节省开支。

李绛与户部侍郎卢坦认为：“受降城是当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为防御突厥所筑，城池占据交通要冲，水草丰美，利于稳边。如果是为了防范水患，退上两三里就足够了。为什么要为了节省一点点开支，而舍掉万世久安的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