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镇上为了猫冬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十公里之外，嘉城市郊的一处高墙大院里，一场改朝换代的权力交接，也刚刚落下帷幕。

那是一座看守所。

灰白色的高墙足有五六米高，墙头上拉着一圈一圈的铁丝网，电网的绝缘子一字排开，四座岗楼像四根钉子，钉在大院的四角。厚重的铁门常年紧闭，从外面看，像一座沉默的堡垒；从里面看，则是一口深不见底的井。

事实上，早在丧尸刚刚爆发、外头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就有人盯上了这个地方。

那时候，赵国栋还活着，就想着能够得到看守所的庇护，这里有高墙、电网、枪械、存粮，一样不缺，只要大门一关，外头就是来了千军万马也别想轻易攻进去，简直是末世里的铁桶江山。

赵国栋当时非常心动，想跟看守所的人搭上线，谈一谈两家合伙、互为犄角的事儿。他当时想得挺美：人家有墙有枪，自己有人有地方，凑到一块儿，这一片就稳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看守所那边，连个磕巴都没打，直接就给回绝了，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冷淡。我们这儿好端端的，不缺人，不缺粮，就不劳外面的人操心了，而且大家不是一个体系，不要往一起凑，他们要等上级领导的命令才行。

吃了个闭门羹的赵国栋，当时还在电话里骂了两句娘。可他到死都不知道，那座高墙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那个看守所也远没有他想的那么好。

事情，还得从疫情爆发的那个夜里说起。

那天晚上，看守所的值班领导，是副所长吴长顺。

吴长顺四十七八岁，个子不高，微微发福，一张圆脸平日里总是笑眯眯的，见谁都客客气气，在所里熬了大半辈子，副所长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好几年，眼看着再熬几年就能平平安安退下去。谁也没料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故，偏偏就砸在了他值班的这个晚上。

后半夜，监区里突然乱了。

先是某个监舍传出凄厉的惨叫，接着是疯狂的砸门声、嘶吼声，一声接着一声，在寂静的夜里渗人得慌。值班的管教提着警棍跑过去一看，监舍里头，一个在押人员正趴在另一个人身上，满嘴是血，抬起头来，那双眼睛已经没了人样，青白、浑浊，只剩下野兽一样的凶光。

“咬人了！他妈咬人了——！”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监区里蔓延。更要命的是，混乱当中，外头送医、提审带进来的病毒，也在管教队伍里炸开了。一个白天还在一起抽烟的老管教，毫无征兆地倒在走廊上抽搐，再爬起来时，冲着自己的同事就扑了过去。

那一夜，看守所里惨叫声、枪声、警报声，响成了一片。

好在，管教手里有枪。

短暂的崩溃之后，吴长顺凭着一股子求生的狠劲，把还没变异、还听得懂人话的十几个管教聚拢到了一起，锁死通道，占据了值班室和枪械库。那些变异了的同事、在押人员，一旦冲到近前，迎接他们的就是黑洞洞的枪口。

一个，一个，又一个。

枪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夜，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监区里终于重新安静了下来。吴长顺靠着墙瘫坐在地上，警服上溅满了黑红色的血，手里的枪还在抖，可他的眼睛，却在晨曦里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

他活下来了。而且，是他，带着人，稳住了这座看守所。

那一夜的光景，活下来的管教后来许久都不敢回想。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年轻管教，被逼着朝变异的老同事开了枪，人一倒，他自己先蹲在墙根哇哇地吐，吐到胆汁都出来了，哭得像个孩子。吴长顺那会儿却显出了几分临危的镇定，他扯着嗓子下令，关死了所有能关的门，把没变异的人一拨拨收拢到一起，又让人爬上岗楼、守住枪械库，谁敢往跟前扑，不管曾经是同事还是犯人，一律开枪。

天快亮时，他让人点了一遍名：头天晚上在岗的七十来号管教，变异的、被咬的、慌乱中走散的，折了一小半；剩下的，一个个眼睛通红、面无人色，自发地围拢到了他这个值班的副所长身边。

那一刻，吴长顺成了这座看守所里，唯一一个能拿主意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吴长顺和幸存的管教们，花了一段时间，才算把这座大院彻底梳理利索。

监舍那头的情况，其实比他们想的要简单。

所有的在押人员，都关在一间间铁笼子一样的监舍里。哪间监舍里出现了变异，往往就是一屋子人谁也跑不掉，嘶吼着、撕咬着，最后整间监舍齐刷刷地变成了丧尸。

对这样的监舍，吴长顺的处置办法简单到了极点——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