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越凝神于题目上，首先将策论上的题目于答卷上先抄录一遍，然后以‘臣谨对日’三个字开头答卷。

章越一边抄着题目一边于胸中酝酿，一旁的苏轼也是如此。至于苏辙则双手抱胸先一个字不抄，正坐在案前闭目构思文章。

但见苏轼抄完题目后，略一思索即提笔下了下去，章越见此心底一凛，苏轼真是文思敏捷，自己还丝毫没有眉目呢。

苏轼已经用那奇特握笔之姿，笔不加点地写下了自己策论。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

“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

“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

苏轼的文章如水银泻地般，又有等海涵地负的大气，若是旁人见了定是要拍案叫绝的。

然而章越却仍将笔搁在一旁，构思题目。

首先要把握一个原则，赵祯在策问将自己批得一无是处，但身为臣子的绝不可如此批评天子。

领导开会先检讨说我有些地方作的不对，还请大家以后多指教。一旁的人站起身来道，是啊，领导你有一二三不对的地方，希望你以后多改正。

这样的员工恐怕就…

即便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但方寸还是要把握好的。

章越想到这里已过了半个时辰，却见一旁苏辙也已是动笔了。

苏辙先抄录题目，然后写下臣谨对曰，臣不佞，陛下过听，策臣于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对……

……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又曰：“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此陛下忧惧之言也。”

“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当此之时，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而不复思者，二十年矣……”

与兄长苏轼的制策不同，苏辙的制策令人看了是倒吸一口凉气。

不过这等犀利的辞锋倒也是令人浑身一震，看得后背湿出一身冷汗。

如今苏轼，苏辙开写后，章越仍未动笔，此番御试他倒真落在最后一个了。

章越不同于苏轼，苏辙，他构思起五百字的阁试可以轻巧作答，但三千字的御试，他要先想自己策问的题眼在哪。

在他看来古往今来最好的制科策对，即是董仲舒给汉武帝献上的天人三策。

这篇策问他反复读了好几次。

当时汉武帝也是如今日宋仁宗般诚恳求教，向董仲舒言，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章越想到，咱大宋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是皇帝的问题么？

不是，退一步说来帝王将相并不是历史决定因素，更深一步是制度问题么？似近了一步。

然而制度更深一步，是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所决定。

君王的德与不德，官家又多纳了几个妃子，又建了几个宫殿，是儒家献策思路。

钱不够让皇帝自己多节约。兵不能打，让皇帝谨慎择将，官场吏治败坏，选一个贤人当宰相。

如此策论自也一等是论调，不可贸然否定。

比起片面地指责制度，不去探讨制度背后俗成的原因，容易纸上谈兵。

故而还是从最上位者德行来讨论，这是最不容易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