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用这样。

仔细想想，很多办法，其实都是遇上事后才被逼迫出来。

没发生这些事之前，我是真不知道人进了看守所只有律师和办案民警能见到，不知道有信息要传递，还能单独找律师进行单次会见，一直以为只要有事，就是和一个律师进行长期合作，更不知道外面的人还能送衣服到看守所，还能充钱在里面买东西。

晚上九点多，猴子出去了一趟，再回来时就将一万五送到我面前。

我都没过手，直接将小双叫过来，让他将这钱拿着，下班存到自己账户上，然后转回去。

不这样做，搞不好还会让猴子以为我从中吃钱，他明明给了一万五，我却只是拿了一万给我小叔。

猴子转身离开之前，朝我说：“东子，这件事麻烦你了，等会下班一起去吃宵夜吧！”

“这几天因为这件事，一个个搞得情绪都很差，坐下来好好地聊聊！”

面对邀请，我摇了摇头说：“不想吃，改天再说吧！”

我知道，这次的冲击，让猴子开始意识到有时候就要听人劝，意识到我的有些筹划并非瞎说，具备一定道理。

正是不听劝，才弄出这么多麻烦事。

即便大双答应了顶包，但面对警察的调查，最终他到底扛不扛得住，会不会再产生变动，这些都很难说。

踏上缅北，就不要想将心给放在肚子里。

他知道，后续必然还会有不少事要麻烦我，仔细我的想法，想要缓和关系，这样后续才好开口。

但是，对于不听劝的人，我打心底不想搭理。

猴子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说什么，勉强地笑了笑转身离开。

“哥，我这钱转回去，咋和家里说嘛？”

早上得知大双出事，我就有让小双好好想一想怎么解释大双联系不上，但一直到现在，看他样子都没想好说辞。

该咋说呢？

我也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