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总把“恢复了独立生活能力”挂在嘴边的同僚也动摇了。目前最好的猜测是，这些副作用纯属个例，或是手法的问题导致的，可以通过技巧上的改进解决。

然而小圈子的主导者和两位先前也提出过疑议的同僚保持了奇怪的沉默。

【没有看法】

这是“不想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记录者留下了整整两页的术后讨论，分析这次手术的得失，甚至涉及到躯体与意识的先后之辩。漫长的思考后，他恍然醒悟，现在的分歧很可能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而对于小团体内隐约的分裂，主导者最终给出了方案：既然可能有问题，那我们再做一例看看。

“啊？”克拉夫特把这句话再读了一遍，确认就是自己理解的那个意思。

他们初步计划植入小片特殊材料，记录下全程完整、确切的感受，以分辨到底是躯体障碍还是精神问题。

由于病人不是专业人士，主观症状描述不确切，如何全程、精确地了解这个过程成了第二个难点。

但这也没困扰他们太久，他们选择用简单粗暴的方案跳过难点——在自己身上动手。

“啊？！”

笔者主动提出作为那个体验和记录的人，他的提议得到了许可。

克拉夫特意识到自己拿到了什么，一本真正的“一手资料”，极为少见的专业人士亲身实践得出的直观结论。

当然，他也没到不留后路的地步，在最初设想中，不需要像第一次那样深入，只要在皮下浅层埋设指甲盖大小的一片，过程中连全麻都不需要，照老方法冻至稍麻木，再喝两口酒就可以动手。

假如发生了意外情况，短时间内就能切开取出，将风险降到可接受范围。

“怎么了，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

“有种看到老熟人的感觉，风格简直如出一辙，说不是同一个人教出来的我都不信。”

手术十分成功，或者说技术上找不到什么不成功的理由，让他们来做简直太大材小用了。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那东西，好像是敲下来的石片，颜色是某种从来没见过的白。”他这么记录道，字稍有飘忽，似乎是术后一只手不太方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