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午一点十四分准时睡醒。

通常这是我轮岗的时间，但今天却显然不用了，而昨晚我能回想到的经历简直堪称噩梦。

我有种进了某姆莱的审讯室的感觉——

“您怎么想到这样的故事的？”

“海上无聊时想的。”

“您为什么那么爱引用东方的名言？”

“个人习惯。”

“您对于英法当前对我国的战争怎么看？”

“坐着看。”

“那您……”

那位记者先生不愧是新闻从业者，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想摊牌了。

他越问越兴奋，一边问还一边唰唰地记着什么，好在到了五点二十的时候，他苦寻不到的灵感终于来了，放我在一边，他开始奋笔疾书。

要是一般人，早就交代在那了，还好，我是一名潜艇……Zzzzz

我的记忆出现了断片，卡顿在最后一个问题之前，就像第一次在飞机上喝洋酒一样，此时我的办公室里只有那张桌子、我睡的行军床，还有地板上堆成小山的废纸团。

至于那最后一个问题和记者先生本人，则不知所踪了。

我挺了挺睡得僵直的背，酸痛的肌肉在抗议坚硬的行军床木板。

打着哈欠出门，此时的总部走廊安静极了，不远处的邓尼茨的办公室也没任何声音传来。

我走过去想看看老邓办公室有人没，结果刚走到楼梯口，下面传来一声开门声，然后紧接着就是密集的脚步和交谈。

我和一群正要上楼的家伙撞个正着——

“奥拓！”

“普里恩！科特！还有……”

还有几名穿着一模一样的军装，我不认识的艇长。

“你小子，怎么就叫他俩，我们呢！”那群人中一名笑得很灿烂的人冲着我喊道，他留着络腮胡，鼻子很挺拔，笑起来挤出两个苹果肌。

我挠了挠头，普里恩出来替我解了围，开玩笑道：“别说他了，估计是那次撞脑袋撞坏了。”

显得和我很熟络的那人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是吗？你不说撞一下就聪明了吗，怎么还有副作用，还好我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