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元年，公元194年六月中，此时正值盛夏，荆州的瘟疫开始逐渐减弱，而本土士族和地方望族也因为刘琦，满宠等人的整治，风气大为好转，而荆州各郡的权力也逐渐向山阳刘氏的手中更加的集中。

与此同时，南郡和江夏的郡国兵开始向着东北方向转移，对外宣称是要屯田，但在很多人看来，荆州军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想攻豫州。

襄阳城中，很多人向刘琦谏言，说是眼下瘟疫刚刚被止住，荆州各郡的仓禀粮秣支出太多，颇伤元气，且刘荆州眼下又病入膏肓，刘琦身为人子，在这种时刻出兵，实在是不合时宜。

对于众人的谏言，刘琦没有给予正面回答，既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

如此一来，荆州各级官吏掾史向刘琦谏言的频率就更高了。

其实这也是刘琦故意为之，各级官吏掾史谏言的声势越大，消息便扩散的越快，这声东击西的策略便越成功。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攻打豫州，但实际上他的目标却在西面。

不过在进兵之前，刘琦要先将荆州内部的要紧事宜处置一下，毕竟征伐益州是一个较为长远的军事行动，后方的大环境一定要稳固。

首先就是关于蔡家立家主的事情。

蔡家目下是荆州第一望族，将蔡家的家主立下来，就等于是将蔡家稳定了，而南郡中的豪族之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以蔡家马首是瞻，蔡家稳定了，就等于是南郡的望族稳定了。

紧接着，以蔡侗、蔡黎、蔡诚为首的三位长者，召开了族会，选立家公。

蔡中、蔡和、蔡浠这些人各个势在必得，以为家公之位必为其所得。

但哪曾想，三位族长竟然在会议上，清一色的支持立蔡勳为家公。

一个庶子，何德何能，凭什么被立为家公？

面对蔡家人的质问，蔡侗给出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蔡勳虽为庶子，但却有人情，讲仁义、讲道义。

蔡瑁身死，他的遗孀和孩子被这些有资格继承家公之位的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