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备边驭夷，将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各国亘市遣使，所以联外交，亦可窥敌情，而中国并其近者而置之，殊非长驾远驭之道。

同治十年，日本初议条约，臣与曾国藩均奏请该国立约后，中国应派员驻扎日本，管束我国商民，藉探彼族动静，冀可联络牵制，消弭后患。

上年甫经换约，未及筹办，而该国遂于今春兴兵来台。若先有使臣驻彼，当能预为辨阻，密商筹办，否则亦可于发兵之后，与该国君臣面折廷争，较在京议办更为得劲。

今台事粗定，此举未可再缓，拟请敕下总理衙门王大臣遴选熟悉详情，明练边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员，请旨赏给崇衔，派往驻扎日本公使，外托邻邦报聘之礼，内答华民望泽之诚，倘彼别有诡谋，无难侦得其情，相机控制。

闻该国横滨、长崎、箱馆各处，中国商民约近万人，既经立约，本不可置之度外，俟公使到彼，应再酌设总理事官，分驻口岸，自理讼赋，以维国体。

不特此也，即英法美俄诸大邦，亦当特简大臣，轮往兼驻，重其禄赏，而定以年限，以宣威信而通情款。

其在中国交涉事件，有不能议结，或所立条约有大不便者，径与该国总理衙门往复辨证，随时设法商议，可渐杜该使蒙蔽要挟之弊，似于通商大局有裨。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帝接李鸿章奏折，观瞻无几，忽觉一气贯胸，五脏俱颤，凄切哀嚎一通，方谓皇后道：朕疾增剧，恐不能治；朕若不讳，必立嗣子，尔是何意？

阿鲁特皇后亦悲切道：国之兴衰，全凭圣主；稚嫩小子，自立尚不能，何力匡扶社稷？臣妾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贻宗社以实祸也。

同治帝道：尔亦识大体矣，朕无忧也！贝勒载澍，春秋鼎盛，颖悟绝伦，可承大统。劳烦恩师速即拟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