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先后实施两次自杀行为的不乏其例，徐功伟曾看到、听到过许多这样的事例：某人第一次自杀失败后，改用另一种方法实施第二次自杀。这种人，是铁了心要死的。

一天夜里11时许，有人在沈阳市和平区遂川街马路上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死者左手紧握一把克丝钳子，右手紧握一把螺丝刀，头上流了血。恰逢一位刑警经过,见此情景怀疑是他杀，向市刑警大队报了案。法医剖验尸体，查明死者膝部、肋骨等多处骨折，是汽车车轮碾压致死。在查找过程中，这一结论得到了认证。此人名叫杨文玉，安徽人，因为妻子要和他离婚，他精神不好，躁动不安，曾在一家旅店用木板击头、跳楼等手段自杀，被人们制止而未遂。后来，他在亲友监护中失踪，没想到终于自尽于车轮之下。

小主，

一天，在沈阳市铁西区的一块玉米地里，有人呻吟呼救。人们走近看时，大吃一惊：一个双目失明的男青年倒在血泊之中，一把锋利的裁纸刀深深地刺进腹内。他痛苦地说，受到一名歹徒劫持鸡奸后，又给了他一刀。人们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由于肠管被刺破，医生为他清洗腹腔，惊异地发现，在大网膜上有8根3厘米长的钢针！

后经讯问，这个失明的青年才说出实情：他不堪忍受继母虐待，一个月前就萌生死念。当天，他先用多根钢针刺入腹中等死，可是没有达到目的，后来又走进玉米地，用裁纸刀刺入腹内等死，没想到过了10多个小时也没死。他疼痛难忍，刀又拔不出来，这才呼救，假称被歹徒伤害……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这一次，难道赵恒山也是实施了两次自杀吗？

有些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根据。如果用有针对性的反驳对方的语气归纳一下，是这样的——

赵恒山由于自己的错误，思想上可能苦恼，有一定压力。但是，他是否到了自感非自杀不能得到解脱的程度呢？如果他选择自杀，为什么还要给领导写承认错误并作检讨的信呢？如果说那封信就是他的遗书的话，为什么还要写上“今后看行动，争取入党”之类的话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如果说赵恒山第一次自杀是碰撞坚物的话，损伤部位一般应该在头的前部，为什么他的伤却是在头的后部呢？

人在自缢中，由于窒息和痛苦，是要挣扎的。为什么没有看到赵恒山挣扎的迹象，那副放在小腿上的手套也没掉下来呢?一个就要死去的人，在自杀前还能有心将手套放得安安稳稳的吗？

距赵恒山尸体1.5米处车厢壁上的密集形喷溅血点，经化验认定与赵恒山的血型一致。按其离地板的高度分析，赵恒山曾在那里躺倒过，密集形血点是他在昏迷喘息中喷溅上去的。那么，他在那种情况下，还可能把自己吊起来吗？

……

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听起来似乎各有道理，大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我们就瞧你们的啦！”一位年纪稍大的侦查员幽默地对徐功伟说：“你们说他是被杀，我们就开始工作；你们说他是自杀，我们就走人！”

徐功伟微微苦笑，心想：说得倒轻松，可事情是那么简单吗？

尸体由徐功伟剖验。剖验中发现，死者颅骨虽无骨折，但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部10厘米×8厘米帽状腱膜下血肿。结合牙齿脱落情况进行分析，这足可以造成严重的脑损伤。受这样重伤的人再走出一定距离，爬到废车厢里上吊，是不可能的。

剖验议论中，其他人也提出了对“自缢说”的不少怀疑：

尸体戴着帽子，小腿上放着手套，这些都是死者自己无法完成的。

尸体东侧车厢壁上的密集形血点，极可能是赵恒山受伤后处于昏迷状态，被他人移于该处，身体呈侧卧姿势，口鼻中的血液随着呼气喷出，溅在壁上。这说明，他受伤后已经失去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徐功伟认为赵恒山不是自杀，是他杀。他在剖验尸体消化道时，发现了面皮、白菜、粉条等尚未完全消化的食物残渣，推断赵恒山从进食后到死亡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从食物消化残渣判断，他午饭吃的是菜包子，食量很大。一个一小时后就要自杀的人，还能有这样好的胃口，吃下这么多吗？

更使徐功伟感到不解的是，赵恒山衣裤前侧有大量自上而下滴落的血迹，但他手上无血，手套上也无血，这是反常的。假设在废车厢里缢死是他第二次自杀的话，那么，他第一次自杀的现场在哪里呢？

第三天，刑侦技术人员再次来到被封闭的现场，以废车厢为圆心，向四周扩大范围进行搜索，终于有了重要发现。

在货车厢与赵恒山工作的那辆吊车之间，有三条铁道。在距吊车10米远的第一条铁道边，发现了两处血泊。血泊很隐蔽，上面覆盖着泥土，所以不易被人发现。两处血泊分别为20厘米×15厘米、8厘米×6厘米。血泊中有门牙3颗。

法医提取血泊和废车厢壁上的密集形喷溅血点检验血型，都与死者的血型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