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请浦东侦查支队协助查询，杨正军在其中文机上清除掉的信息发射机号的电话号码。经查电话号码来自澳门，号码为00。

2、立即派员赴广州调查了解以下情况：

其一、查清广州某银行梁某某指定的汇款帐号开户人的姓名、地址和资金的进出情况。经查，该账号资金进出频繁，全国各地都有资金汇入，一般为30万或50万元。而且总是头一天汇人，当日或第二天就被提走。很明显这是汇人赌债的专用帐号。开户人名叫林晓健。经核查林系一出租汽车司机，为人本分，不做生意，也从未在招商银行开过账户。通过调取招商银行的录像资料辨认，林晓健也从未到招商银行取过钱。据此认定开户人的姓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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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警方的配合下调查名叫“郭伟光”的人。从户卡科调出的资料中，共查出了20多个人名叫郭伟光。为了确认与案件有关的那个郭伟光，将年龄、身高、体貌大致与郭伟光的相像的照片，连同林晓键的照片一并发回上海让杨正军、李某某辨认。经他们逐一查看后全部被否定；

根据案发时间（3月8日下午）专案组决定从广州抄录收集3月26日下午至30日飞往广东方向的全部旅客名单和照片资料。然后一方面对两地的乘客名单进行核对，从中找出同一姓名的人；另一方面也希望从中发现林晓健和郭伟光。结果，均无收获；

查对笔记。用林晓健的驾驶员登记表，与落款郭伟光的那纸收据进行笔迹检验，结果亦无收获。此外，请求澳门警方提供“00”手机号的信息。但由于这种运作程序复杂，需经过澳门大法官的签字同意方能进行，短时间难以实施，工作暂时停滞。

上述措施，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乃最佳的侦查途径。只要其中的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就会使侦查工作向纵深推进。但事与愿违在经过了大量工作以后，侦查线索被一条条阻断，案件的侦破暂时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对前期的侦查工作再一次进行了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期的侦查工作思路是正确的，侦查重点放在广州方向也无不妥。但广州方面的侦查工作除了委托澳门警方提供手机号码尚须等待外，其他方面已无继续工作的线索；上海方面的工作尚有潜力可挖。

因为：第一，在对广州某银行的调查过程中，曾发现上海有八笔款项的汇款人为林晓健的户名帐号，所以应查清这八笔款项的汇款人，以便从中获取与案件有关的线索；

第二，在案件发生以后不久，犯罪嫌疑人曾给裕顺房地产经营公司打电话，问那个“肥婆(指被害人周海琴）怎么样了？”接电话的保姆崔某某回答说：“已经死了”。因此还应到电信局查清当时的主叫机号码。

侦查人员经过大量工作将所有汇款人逐一找到，但是，他们的汇款账号虽然是同一个，而收款人却不是同一个人。当然，这些收款人的电话号码也就不同了。这说明澳门赌场的放款人是由多人组成的一个集团。本案中出现的梁某某只是其中之一。

经到上海电信局查询，由于他们没有设置被叫电话查询主叫电话的程序，因而侦查人员提出的查询要求无法进行。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侦破工作仍没有突破性进展。此时，经与澳门司法部门反复交涉，澳门方面终将00通话的详细信息传给了专案组。但由于澳门提供的手机信息只可以查询打出情况而没有打入人的号码，这就仍复难以发现作案人。

经对信息逐条梳理，又发现该手机在案发前后曾与广州地区41个手机频繁通话。专案组决定再赴广州，对这41个手机逐一调查。

经查发现其中一个号码为的手机（以下称一号手机）于3月25日至3月29日在上海漫游。通过这个手机又发现了另外三个号码为：（以下称二号手机）、（以下称三号手机）、（以下称四号手机）的手机。这四个手机相互联系频繁，且都是在3月25日至3月29日期间在上海漫游。

侦查人员紧紧抓住这一线索，一方面通过购机登记表查清机主；另一方面调查这四个手机在上海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