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里一村的历史

五莲县许孟镇仁里村在镇驻地东2．5公里处，面对马耳山，北、东临马蹄河，西面傍岭，岭下有洼。村落地势平坦，呈长方形。居民高峰期，有千多户。

据《五莲县地名志》载，元末明初，单姓迁此立村，以“仁德”、“兰花”之嘉言，取名仁兰。明朝中期，单姓衰亡，隋姓迁入。清雍正（1723—1736）年间，臧姓由诸城辛家窑迁入，渐渐兴旺。至清同治（1862—1875）年间，臧家有人做了官，嫌仁兰有“人烂”之意，改名仁里。

仁里村解放前是诸城西南乡一座较大的地主庄园，有着“南有仁兰，北有巴山”的说法，特别是清朝中期，发展到鼎盛期，臧家子孙后代陆续中官，据不完全统计，有翰林院待诏一人，布政使司理问二人，布政使司经历二人，州同二人，知县二人，八品衔二人，九品衔二人，举人二人，监生二十人，附生十四人，教谕五人，秀才多人。例赠者，修职郎三人，文林郎三人，登仕郎二人，儒林郎八人。中官后各家争先恐后建房买地，设堂号，立铺号，全村共有七十二堂号，八大家，九大铺号。最大的地主望山堂（仁里首户）有地上千顷，佃户村有几十个。各堂号均四合大院，院内有台房、厅房、东西厢房、门楼高耸，朱门狮环，后有花园。大街上店铺座座，有卖肉的，卖菜的，做鞋的，理发的，烧茶水的，还有药房、木匠铺、杂货店等，好不繁荣。村的东西两头，均设有炮楼，村四周有围墙，墙下有濠沟，以防土匪骚扰。

村西有道士庙一座，大殿飞檐琉瓦，雕梁画栋，庙内有泉一泓，常年不涸，清澈见底，故人们称其为龙王泉子，泉水谓之“圣水”，寺随起名为“圣水寺”，寺兴旺时，有道士数十名，香火兴盛。

解放后，仁里村划归五莲县，为了管理方便，把仁里村划为三个行政村。全村共有44个姓，808户，2848人，耕地4022亩。

仁里村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山东响应，当时诸城县有仁里村的臧汉臣积极参加。

由于汉臣出生于仁里，又在辛亥革命中参与诸城独立而殉难，因而使诸城出了华东局。

仁里村原在诸城就是有名的封建地主庄园村，1947年5月划归五莲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点村，1946年就进行了土改复查。1947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全县结合土改普遍进行整党，但由于对以前的“左”倾错误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土改不彻底和党内不纯的状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1948年初，为贯彻《中共中央在老区和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确定了五莲为实验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实验县），自1948年2月至1949年2月，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试点工作。当时华东局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曾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大家习惯称呼张司令）就驻仁里村。同时中共五莲县委和县政府亦驻本村，领导全县工作。

驻村后，张鼎丞同志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整顿了党的作风。在驻村工作中，爱护、教育、团结那时的基层干部，教育蓝宝森同志，是突出的一例，一时传为佳话。事情是这样的：

以仁里村为点，工作团组织“贫农团”，对原来的区、乡、村干部进行“三整、三查”（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和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帮助干部“三查中”，开始由于工作团不熟悉当地的具体情况，致使混进“贫农团”中的个别不良分子借“帮助”干部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使许多对党忠诚老实的好干部挨了批斗，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还被撤职反省。于是多数地方干部产生了不满情绪，纷纷撂挑子不干了，蓝宝森那时干治安工作，自然得罪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物，由于坏人谗言，蓝宝森挨了批斗，一气之下，他就不干了。他想：“按党的指示干了工作，还得挨整，谁去找那罪受。”于是，不是到坡里干活，就是找地方藏着，别叫工作团找着，来个爷娘不见面。这些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干部，多数没文化，说不干了，还有股子牛劲。张司令了解这些情况后，先派纪涛同志找他谈。纪涛同志苦口婆心地谈了几个钟头，蓝也不回头，就是思想不通。

后来，张司令听说蓝宝森同志思想还转不过来，就亲自出马，叫纪涛同志把蓝找到他的办公室，苦口婆心地说：“小蓝啊，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你要多多原谅啊，也要多多帮助我们，听说你们基层的同志都撂挑子不干了，是真的吗？”这一问，蓝宝森道出了自己的委屈，张司令接着安慰说：“小蓝，你受委屈啦！”然后开导说：“干革命什么曲折都能遇到，在革命的道路上有顺利的大道，也有曲折的小路，有成功，也有失败，摔了跤，不能老趴在那里，要站起来继续革命。如果没有困难，没有曲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我们共产党员有个脾气，越是困难的工作，越要去干，你说对不？”一席话，使蓝宝森同志再也无法耍小孩子脾气了，觉得再不干，确实对不起张司令的一番心意，但总觉得有点别扭。张司令看出他的心事，接着说：“当然，工作团对待你们的方法是不妥当的，这个要纠正，可也要谅解他们。一是他们初来乍到，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二是个别不良人物打着贫农团的旗号，叫人一时分辨不清。这一搞使我们头脑更清醒了，有什么不好？就是你们吃了点苦头，能原谅他们吗？这个错在我身上，我要向你们检讨认错。”这时蓝宝森同志心悦诚服地一个劲地点头。张司令接着说：“将来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这个胜利是干出来的，可不是等来的，撂挑子可不能撂倒蒋介石，只能给革命撂来损失，你说对不？咱的委屈总比前方同志们的牺牲代价要小得多，难道说怕牺牲就不去解放全国人民了吗？”蓝宝森听了这番话，心里彻底服了，觉得再不干的确对不住党的培养，这时也感到浑身充满了干劲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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