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诸如电报之类的西洋事物，逐渐的涌入，对大清国内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新事物的到来，定会引起一些不适和冲突。但有些冲突，就显得尤为激烈和血腥。

比如，“教案”。

自19世纪60年起，随着条约放开，西洋教士得以入大清内地自由传教。

由此因东西方宗教、习俗差异，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引起的冲突，愈来愈烈。

频发的教案，就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并且常造成恶性的流血事件，甚至演化为外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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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的起因虽各有不同，但无外乎是隔阂、误解和挑唆，也包含着侵略引发的敌视。

但是若能正确引导，妥善处理，还是能够逐渐消弭矛盾，至少可以让事态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事情却往往总是不尽如人意。

在这些教案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就是发生在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起因，本质上与其他教案大同小异。但却因为官府处置不当，以致于激化为恶性冲突，影响巨大。

消息传出，西洋列国反应强烈，尤以法国最甚。

多国公使联合到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抗议，甚至调集军舰至大沽口外进行威胁。

以法国为首的多国，要求清廷必须做出令他们满意的处置，并以开战相威胁。

而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应对洋人退让，甚至不惜一战。由此也导致情势更趋紧张。

在那一段时期，驻防在塘、沽地区的商团部队，首当其冲。他们顶着洋人战舰的威胁，每日厉兵秣马，已到了时刻准备开战的地步。

直到后来，顶着来自内外的压力，曾国藩和李鸿章先后代表清廷，与洋人进行交涉。

最后终于达成和解，条件是清廷处决凶首，涉案官吏流放，赔偿洋人的损失，大清派大臣出使法国道歉等。

闹了数月的天津教案，这才勉强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