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陈济怀的态度是，放行。只要他们不裹挟，不制造混乱，就由他们去。走了，反倒比留下来阻挠新政，或暗中搞破坏要好。

相比民间的人员流失，官吏的外流，就比较令人惋惜了。

在原有的数量庞大的两江官吏中，不论开明还是守旧，很多人还是更看重自己的顶戴，和功名仕途。

两江自治以后，这些官宦们不可避免的，将从此脱离大清的官僚体制，这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难以接受的。因此纷纷选择离开。

这些人员的流失，特别是中下层官员，可以说对两江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然而这却是清廷最高兴看到的。

朝廷对此一面幸灾乐祸，一面推波助澜。放出话来，说只要有人离开两江，朝廷一定给予优议，还会为其安排新的实缺，甚至是肥缺。

清廷所承诺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另当别论。但确实鼓动了很多人，也给陈济怀添来更多的麻烦。

为了尽量降低不利影响，他只得采取两手对策。

一面是选派提拔了一大批新人，特别是从商行等新事业中抽调的人员，让他们先至少能临时顶上空缺。但这需要时间，更是人才难觅。

于是陈济怀又下令，尽量对原有官吏进行劝说挽留，甚至采取了一些强制手段。让他们哪怕是暂留一段时日，待过渡后再予放行。

总之，革新是不易的。实行自治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式的变革，更是隐含着无数想象不到的困难。

内政上是如此，在外交上陈济怀更是小心谨慎。

在大清国，两江地区特别是上海，是所有与大清有往来关系的洋人，最看重的地方。如今这里突然自治了，难免会带来很多额外的关注。

为了在初起时，能尽量保持一个安稳且友好的外部环境，陈济怀决定暂时在两江域内，继续遵守大清与外国已签订的条约。

等将来稳定下来后，再逐步寻求改换新约，争取废除那些不利的条款。

如此消息一出，确实收到效果。绝大多数的国家，见自身利益未受影响，就很顺利的接受了两江自治。

还都表达了祝贺，希望以此为机遇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