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济怀等人想联合北洋，共同对抗沙俄的企望，终究是错付了。

要知道，随着年纪的增长，掌控北洋并且在实际上左右着大清外交政策的李鸿章，越来越把“以夷制夷”当作应对外事的不二法宝。

而且李中堂素来就主张“海防重于塞防”。当左宗棠已经不在后，大清朝中更已无哪位“塞防派”，能有实力与其抗衡了。

因此在他的眼中，最重点关注的，就是北洋各口，以及大清最后的藩篱朝鲜。

至于漫长的陆地边疆，早年间他就曾提出过“不妨暂弃”的观点，如今仍并无二意。

对于他所看重的朝鲜，随着新崛起的日本在这个方向上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精力。李中堂也越来越在对方日积月累的纠缠下，感到力不从心。

于是他很自然的拾起了他的外交“法宝”，想援引也正在不断向朝鲜进行渗透的沙俄来制衡日本，祭起“以夷制夷”的大旗。

正是在他的鼓动下，大清朝廷也愈发的倾向于与沙俄亲善的外交政策。

当沙俄皇储此番东行时，也是在李鸿章的强烈建议下，清廷决定对其予以隆重的接待。

光绪皇帝还对此多次下诏，要当地官员“届时妥为照料”，“拟定款待礼节，俟俄太子抵口岸时，一律照仪亲行款待以重邦交”。

李鸿章还受朝廷简派，亲率北洋数舰赶赴广州，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一起，迎接和款待沙俄皇储尼古拉一行。

在伶仃洋外，一度因此同时出现了两江和北洋的战舰。二者之中，一个是来示威的，另一个却是来迎客的，真乃奇闻。

李中堂也在完成了迎宾任务后，又搭乘军舰匆匆北上，主持海军大阅，可谓辛劳之至。

而在1891年的4月间，离开广州后的皇储旅行团，则在六艘沙俄战舰的护卫下，和两江战舰的“陪同”下，继续前往日本长崎。

日本也将是尼古拉此次东方之行，到达目的地海参崴前的最后一站。

却说此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对沙俄是心存畏惧的。其皇储来访岂敢怠慢，特派数十名贵要专程到长崎迎接。

为确保尼古拉的人身安全，日方除了严密警戒外，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还与沙俄公使约定，万一敢有人加害，将按日本刑法“加害皇室之罪”予以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