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情形，其原因是在“鸦片战争”之时，主战场长期位于广东，且战况相对激烈，粤民与英军间已结仇恨。战后，洋人以胜利者自居，骄阳跋扈，常有当地百姓被其迫害。

粤地民风彪悍，战时既已结怨，再受到如此欺凌，便奋起抗争。

而广东的主政官员们，对洋人或采取拖延、不配合的政策，或者也持强硬的态度。使得英国人始终无法实现在广州的诉求。

就这样，广州的问题一拖就是数年，而且没有能妥善解决的迹象。

见到如此情形，英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外交大臣亨利?巴麦尊，不断催促当时的香港总督兼在华全权代表塞缪尔?文翰爵士进行交涉。

文翰在广州屡屡受阻，无奈之下决定北上寻求办法，于这一年三、四月间，来到上海，找两江总督商议。

陈堂对此更是无奈。他无法左右朝廷的对外政策，也干涉不了广东的事情，于是只能向朝廷转呈了文翰的照会。

京城的新皇帝很快就做出了回复，要陈堂打发英国代表回广州，继续交由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徐广缙来处理。

广州的问题再次回到死循环中，双方的矛盾不断的积累、加剧。

但在此后的几年中，英国被更重要的事吸引了注意力，故而未在广东引起过激的冲突。而新皇帝则以为洋夷不过如此，是他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他为此沾沾自喜，从此对外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了。

陈堂当然知道，外事如此处理，将来弄不好还会激出变故，到时就要悔之晚矣。不过，他已经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些了。

因为，在替文翰传递照会一事中，新皇帝已经对陈堂心生不满了。

原本陈堂在两江的外交政策，就不为新上所喜。经此一事，更在心中给陈堂定上了“妥协派”的印记。正好就在这年初冬，朝中又有言官上本参劾陈堂。

在这大清朝里，朝廷重臣被参，本也是常有的事。言官参奏，有的真是直言进谏，有的是为了敷衍公务，有的则是沽名钓誉。这些参本，最后能被采纳的，是少之又少，大多都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