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酒听了大为震惊，慎到在这段表述里，充分展示了战国时期十分先进的“公私观”。

慎到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虽然君主掌握着立法权，但不能随意立法，一定要“立法为公”，坚决反对“立法为私”。

慎到用自己的观点，巩固与完善了刚才彭蒙的“人治与法治”命题。这可是两千多年前古人的观点，先进如此，怎么能让人不惊讶呢？

慎到继续补充道：“正所谓，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一语既毕，正气凛然。

好一句“法不遗爱”！

好一句“唯法所在”！

俱酒忍不住高声喝了一声“彩！”旋即整个争鸣堂中喝彩声四起。

又一士人起身道：“慎子言必称法，若慎子犯法，慎子至亲越法，当如何处之？

慎到大义凛然地道：“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

（我喜欢的可以抑制，我忿恨的可以禁止，而我的法度一刻也不能离弃。骨肉至亲违法可以施行刑罚，亲戚朋友犯法可以进行诛杀，国家法度不能够除去。）

慎到果然是战国早期法家的大家，也是稷下学宫中的雄辩者，这一番话说得襟怀坦白，正气浩然，又引得争鸣堂中满堂喝彩。

接下来，慎到又讲到了法家的一个重要论断：势！

“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故贤而屈於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於贤者，位尊也。”

意思是说，唐尧作为普通老百姓，不能指使他的邻家；等到他坐北朝南称王的时候，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贤德的人服从于不肖者，因为权力轻；而不肖者能使贤人屈服，因为地位尊崇。

按俱酒后世的认知，他知道法家有“法、术、势”三派，而慎到正是“势”派学说的创始人。

所谓“势”，就是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这种“在其位有其权”的重权意识一直延续至今。

通过上述论述，慎到已经基本反映出他的思想理念，“法”与“势”是相辅相成。势是前提，法是手段。

慎到此语看似在解释法家的“势”，其实也在以“法治”暗讽儒家口口念念的“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