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浙西战役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面对浙江沿海日益严峻的倭患，明朝廷决定调整军事部署，任命俞大猷为浙江总兵官，寄予厚望。前任刘远无功而返，使得浙西地区倭寇横行，民不聊生。俞大猷临危受命，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和军事才能，迅速稳定了军心，开始了对倭寇的全面反击。

上任之初，俞大猷便率军直捣倭寇巢穴，先后在西庵、沈庄以及清水洼等地取得重大胜利，重创倭寇主力。明廷见状，随即恢复了俞大猷家族的世袭特权，以示嘉奖。这一系列的胜利，不仅极大提升了士气，也为后续的战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巩固战果的同时，俞大猷瞄准了浙西最大的倭寇集团——徐海。精心策划之下，他指挥官军对徐海倭寇发起了雷霆万钧的攻势，一举将其击溃，彻底扫除了浙西的倭患。然而，宁波舟山的倭寇凭借地形优势，仍然负隅顽抗，成为心头大患。

面对舟山倭寇的顽固抵抗，俞大猷展现出了超凡的战略眼光。在士兵们归心似箭、新援未至的不利局面下，他抓住了一个绝佳时机——隆冬时节的大雪。利用恶劣天气的掩护，俞大猷指挥各路官军对舟山倭寇发起了四面合围的攻势。倭寇虽拼死抵抗，但在明军的猛烈攻势下，防线逐渐崩溃。经过一番激战，官军成功焚毁了倭寇的防御工事，大批倭寇或死或降，舟山岛终于回到了明军的控制之下。

凭借舟山战役的辉煌胜利，俞大猷的威名再次响彻朝野。他不仅得到了都督佥事、署都督同知等高官厚禄，更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俞大猷在浙西战役中的英勇表现，不仅彰显了个人的军事才华，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抗倭经验和精神财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抗击外侮的一段佳话。

3、伪倭战役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面对胡宗宪与卢镗提出的与汪直通市贸易的提议，俞大猷坚定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与倭寇贸易无异于资敌，将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然而，汪直被诱捕后，其残余势力在毛海峰的带领下占据舟山、岑港，对明军构成了新的挑战。

俞大猷与戚继光合兵一处，对毛海峰部发起了围攻。但由于岑港地势险峻，明军仰攻难度极大，虽有小胜，但伤亡惨重，久攻不下。朝廷急于求成，胡宗宪却以空谈敷衍，加之朝中大臣的诋毁，导致俞大猷与戚继光遭到弹劾，被罢免官职，并被限时一个月内平定倭寇，局势一度陷入僵局。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俞大猷与戚继光重整旗鼓，对岑港的倭寇发起猛攻，终使其退至柯梅，后流窜闽、广。然而，胡宗宪暗中放走倭寇，将责任推卸给俞大猷，导致后者再次被逮捕，世袭特权被剥夺。幸得好友陆炳相助，俞大猷才得以出狱，投身大同巡抚李文进麾下，共同创建兵车营，大破敌军，再次证明了自身的军事才能。

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奉命征讨广东饶平贼首张琏。面对自称“飞龙国皇帝”的张琏，俞大猷采取智取策略，先攻其巢穴，迫使张琏回援，再设伏将其包围，最终生擒张琏及其部下萧雪峰等，大获全胜。然而，与俞大猷协同作战的闽、广官员冒领战功，俞大猷却选择了宽容大度，不与之计较。此次胜利，俞大猷被提升为副总兵，负责南、赣、汀、漳、惠、潮诸郡的协防工作，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领导力。

在成功平定张琏后，俞大猷乘胜追击，继续征讨程乡盗贼，迫使梁宁逃亡，徐东洲被捕。面对林朝曦与黄积山的联合反抗，俞大猷指挥官军攻破贼营，斩杀黄积山，林朝曦虽一度逃脱，但最终也被消灭，彻底清除了这一地区的匪患。

4、兴化之战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一股新倭寇势力从日本本土集结而来，对兴化城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倭寇人数众多，长期围困兴化，但始终未能攻克。直到一次伪装渗透，倭寇利用刘显使者的身份混入城中，一举攻陷兴化，使局势陷入极度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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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占领兴化后，刘显率军逼近，但鉴于兵力劣势，他未敢贸然攻城，这一决策却使他遭到弹劾，蒙受不白之冤。俞大猷对此表示理解，认为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强攻，风险极大，主张等待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后再行出击，展现了他谨慎而不失战略眼光的军事风格。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朝廷紧急调遣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谭纶则出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共同应对倭患。然而，战局再添变数，都指挥欧阳深在平海卫不幸中伏阵亡，倭寇趁机占领该地，形势愈发严峻。

在戚继光率领的浙江精锐部队加入后，谭纶迅速组织了对倭寇的全面反击。他精心布署，切断倭寇退路，以刘显、俞大猷、戚继光为三大主力，对平海卫实施围攻。在谭纶的指挥下，戚继光勇担先锋，一举突破倭寇防线，收复了平海卫，斩首两千余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的追击中，俞大猷与戚继光等将领紧密配合，又歼灭倭寇三千多人，彻底解除了兴化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