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昌大捷后，王建与新罗敬顺王金傅通好，同时将新罗东部沿海从溟州（今韩国江原道江陵市）到兴礼府（今韩国蔚山广域市）110余城纳入版图。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高丽的东疆，也为王建统一朝鲜半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授十四年（931年）三月，王建亲至金城，会晤金傅，金傅送堂弟金裕廉为人质，进一步巩固了高丽与新罗的友好关系。

天授十五年（932年），王建派王仲儒（王儒）出使后唐，请求册封。天授十六年（933年）三月，后唐明宗所派使臣王琼、杨昭业来到高丽，册封王建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上柱国、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封神惠王后柳氏为河东郡夫人。王建遂停用天授年号，改用后唐长兴年号。这一册封不仅提升了王建的国际地位，还为他统一朝鲜半岛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资本。

同年夏天，王建派征南大将军庾黔弼阻止百济入侵新罗，在槎滩、子道等地大破甄神剑所率的百济军，保住了新罗。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高丽与新罗的联盟，还削弱了后百济的实力。

清泰元年（934年）九月，王建亲征运州（今韩国忠清南道洪城郡），甄萱求和。庾黔弼主张“今日之势，不容不战”，便以数千骑兵大破后百济5000甲士，斩获3000余级，熊津以北30余城都归降高丽。这次胜利进一步削弱了后百济的势力，为高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泰二年（935年）三月，后百济发生宫廷政变，甄萱之子甄神剑囚父自立。六月，甄萱逃到罗州，投降高丽。王建派庾黔弼等从海路将甄萱接到开京，尊为尚父，位在百官之上，赐杨州为其食邑。这一举措不仅安抚了甄萱，还削弱了后百济的内部凝聚力。受此影响，新罗王金傅也于十月纳土归降，十一月亲自入朝开京。王建起初推辞，最终接受让国，遂封金傅为政丞，位在太子之上，以金城（后改称庆州）为食邑。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巩固了高丽的统治，还为王建的统一事业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清泰三年（936年）二月，甄萱的女婿朴英规秘密通款高丽，愿为内应。其后甄萱也请求王建出兵消灭逆子。王建经过权衡，于六月派正胤（太子）王武和将军朴述熙领兵一万前往天安府，预备征讨后百济。其后王建亲自率领三军共余人出征，九月八日在一利川（今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的洛东江支流）与神剑展开决战。刚开战便有百济左将军孝奉等倒戈投降，后百济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被斩5700余级。高丽军乘胜追至马城（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弥勒山城），神剑等被迫投降，后百济灭亡。

随即，王建进入后百济都城全州，一路上“存问将士，量才任用，军令严明，秋毫不犯”。他不仅安抚了后百济的残余势力，还赢得了民心。其后，王建凯旋开京，登威凤楼，接受文武百官及百姓的朝贺。至此，王建完成了一统三韩的大业，朝鲜半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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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晚年

一统三韩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应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对于前者，王建总体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妥协方针，维持与功臣、豪族势力共治高丽的局面。例如，他曾考虑将沦为俘虏的奴婢释放为良民，但考虑到这一举措会触动功臣的利益，最终没有推行。此外，他还试图向地方派遣流官，以牵制半割据的豪族势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实现。

对于后者，王建则采取了更为坚决的态度，毫不留情地切断与契丹的关系，并构想联合后晋北伐契丹。然而，这一计划因王建的去世而未能实现。

天福八年（943年）四月，王建自知时日无多，便召大匡朴述熙于内殿，亲授《十训要》，令后世君主遵守。《十训要》总结了王建的治国理念和经验，强调了忠诚、勤政、恤民等基本原则，为高丽王朝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指导。五月二十日，王建以汉文帝遗诏的精神告知宰相廉湘、王规、朴守文，表示自己“视死如归”，要求他们在自己去世后与太子王武共同裁决内外机务，然后再上报。

五月二十九日（7月4日），王建病危，在神德殿命学士金岳起草遗诏。起草完毕后，左右官员失声痛哭，王建询问其意，他们说：“圣上给臣民当父母，如今却要抛弃臣民，臣等悲痛欲绝。”王建笑道：“浮生自古然矣！”说完后过了一会儿就溘然长逝了，享年六十七岁。王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留下的《十训要》和对后世的嘱托，为高丽王朝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建死后，庙号太祖，谥号神圣（后累朝加谥为“应运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圣大王”），葬于显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