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的询问顿时让整个聊天群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哪怕是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如此。

一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有些担心，聊天群是否真的无法干预历史时空，另一方面李世民也好奇，如今的大隋是否真的还有救。

在江晨描述当中，哪怕是唐太宗李世民都感觉大隋压根是没有办法拯救了。

那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从上到下的全方面造假，让整个大隋其实都已经千疮百孔了，在这一种情况下大隋别说还有救了，能够维持四十多年简直都是奇迹。

其他人也同样是如此。

而蓝星之上，看着隋炀帝杨广发出来的信息，江晨也不由陷入了沉吟当中。

隋朝怎么才能够挽救。

这几乎是所有亡国之君都会问出来的问题。

然而隋朝的问题可比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还要复杂。

明末已经足够复杂了，不仅仅有着小冰河时期，有着满清，还有着宗室问题。

甚至还有着外界的变革问题。

可相比于隋朝来说，这些问题都不算是什么问题，隋朝的问题在整个历史上几乎堪比于满清末年。

说的上是一股千百年来未有。

在内，门阀林立，皇权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虽然关隆集团是个伪命题，可士族门阀却是实打实的，这些从两汉时期开始发展的门阀，短则数百年，长则已经上千年，彼此又相互通婚，关系盘根错节。

伴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发展，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朝野上下。

凡官府升用人才，科举考试、婚姻缔结无不考虑到门第因素。略言之，自隋及初唐，旧门阀仍占有绝对优势，此后，随着旧门第的衰落和科举制的推行，士人从科举登第而累世仕宦，这也就产生了新门阀。

说的不好听点，皇帝，大家认可你是皇帝，那才是皇帝，不认可那什么都不是。

在历史的轨迹当中，唐初，太宗对此便深表不满，特命高士廉、韦挺等人搜集天下谱牒，据史传考定真伪，其精神是“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余家，区分为九等。定名为《氏族志》。《氏族志》修成后，仍立山东崔氏崔民干为第一等。

太宗看后很不满意，对左右说道：“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紫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民)干为一等。“于是诏降崔民干为第三等。

此后，武则天，唐玄宗之世，复又重订姓氏谱系，其重点仍是贯彻着太宗时重冠冕的精神，把宗室外戚功臣的地位抬高，但山东旧门的地位并未由此而受到多大影响。当时的公卿权贵如魏徽、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张说、李敬玄、李怀远等人莫不竞求与山东望族高门互通婚姻。

隋唐人崇尚门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政治上的官位与荣禄。人们常以自己出身门第高贵而自夸自傲。

门阀天然的和皇权对立。

而如果说门阀是心头大患的话，那么隋朝其他问题同样不小，比如南北朝留下来的一大堆烂摊子，自司马懿之后整个崩坏的华夏体系，每一点五一都是极为致命了。

其他的不说，大隋几乎面对着大秦末年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

那就是对于基层掌控的彻底丧失。

虽说自古皇权都不下乡，可关键隋朝已经不是不下乡的问题了，而是隋朝连县都下不了。

封建王朝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依托县级掌控天下。

可隋朝却丧失了对于县城的掌控。

历史记载，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置身江都，瓦岗军随后举兵进攻东都，各地区反隋势力达到巅峰，隋王朝丧失了对天下掌控，只有一隅之地，大业十三年李渊晋阳起兵，攻破长安，隋王朝已经完全失去翻身的可能。

可实际上，别说大业了，开皇年间，大隋其实就失去了对地方的掌控。

作为同样从乱世之中而起的大隋几乎有着大秦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无法统一人心，也无法真正掌控地方。

最开始，隋文帝实行大索貌的检查户口，并且通过均田制和佃户制度使得百姓逐渐脱离了地方豪强的掌控，把交给豪强的税收交给了朝廷，使得朝廷富强。

然而这需要庞大的官吏集团。

大秦以关中并天下，自然没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集团，只能使用原来的六国贵族，这无疑给大秦带来了灭顶之灾。

大隋也同样是如此，他吞并天下，作为欺负孤儿寡母上位的存在，杨坚同样没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集团，自然也只能启用之前的。

让自己剥削自己，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反而这些人借助着朝廷的政策进一步的剥削百姓，也导致大隋对基层彻底的丧失。

一个王朝彻底丧失了基层统治无疑是纪委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