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生长在土壤根部，果实很大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松动土壤，容易让昆虫在这样的土壤中安家，促生虫病。

现在科学发达了，种完一季番薯之后，工业翻犁的设备可以深入底下30cm甚至50cm，将整个土壤翻面在太阳底下晒虫。

这里要注意的是晒虫的目的不是让太阳热死虫卵，是利用寒冷的冬天将虫卵冻死。

除此之外还有各自化学杀虫剂会在翻种的时候喷洒在地里，减少下一季种植其他作物时候病虫害的影响。

但是那都是在后世，在这些技术发明之前一直有种了红薯的地只能种红薯，种其他植物种什么死什么的传说，就是因为被病虫害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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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家现在没有那个能力去法名深耕机器或者发明可降解的杀虫剂，只能严格限制红薯土地的种植范围和面积，尽可能的不让红薯的种植泛滥开来。

宇喜多忠家虽然没见过这种事儿，但是对秀家所写的《番薯种植纲要》深信不疑，自然知道秀家担心的是什么。

因此他向秀家确认难道：“这一点殿下放心，我已经与他们说好了，番薯只在胆振国种植，那边是山区，本来种植小麦就有些力有不逮，种植番薯正好合适。

同时我也下令密切监视试种田的情况，种植番薯的田地远离其他作物的田地，防止出现病虫害扩散的情况。

而且虾夷的红薯也是一年一种的，每年秋收之后便开始大范围的翻犁，让地底的害虫卵彻底冻死。

只是这样一来种植红薯所需要付出的照顾实在太多了，一年还被严格限制1种它产量的优势这样一来就和土豆没有太大的优势了，民众种植的意愿不高。”

秀家听闻无奈的点了点头，他知道宇喜多忠家说的都是实话，老百姓是最老实的，红薯的优势就是简单易料理，种植后年产量大，后世在东北可以两熟，在南方可以三熟。

但是易料理是对红薯种植实话说的，在种植前后对于土地的处理却是比土豆难太多了。

关键是受限于缺乏杀虫剂，秀家只能让人一遍遍的将土地进行翻犁，并在上面烧桔梗的方式进行杀虫和补充肥力，只是这样一来耗了这么大功夫一年种出来的红薯与土豆差不多，自然每人愿意去种了。

后世明清时候，红薯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主要粮食，其一是因为人口大爆炸，民众需要这一种能填饱肚子、产量大的粮食。

其二就是当时的民众不知道红薯的毛病，因饥饿种红薯之后的地来年只能种红薯，这就使得红薯存量地不减，额外有新的饥民加入种红薯的大军中，使得这一作物在清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然而自然界能量永远是守恒的，种植红薯和土豆会带走土地中大量的养分，在那个缺乏化肥的年代，人么那只能想出休耕的方式让田地恢复肥力。

红薯这一种作物可以说在近代既是我国民众的救星，又是我国粮食自主的梦魇，一直悬在我们的头上。

直到那位姓袁的爷爷搞出了杂交水稻，使得水稻的产量大幅提升，解决了百姓的吃饭问题，红薯的种植面积才开始逐年减少，并最终成为一道解决人口腹之欲的杂粮甜品。

很多中的穿越者，在写红薯相关的桥段时候，只知道他能解决人口吃饭的问题，却并不知道它在古代可能带来的危害，本质上是脱离土地太久导致相关知识缺失导致的。

其实在秀家想要拓展红薯的时候，秀家也在思考其中的利弊，现在经过虾夷这么一实验最起码证实了在虾夷这个只能种一季的地方，红薯的经济价值弊大于利。

但是若是可以在同样贫瘠的南九州，种植红薯做到一年两季，在保障夏收和冬收后翻种的前提下，是否能做到利大于弊呢？

其实虾夷的维度中国东北差不多，而且因为比邻太平洋远离西伯利亚，虾夷的冬季比中国的冬季来的还要晚一些。

但是别忘了现在是小冰河期，地球天气整个变冷，冬季延长夏季缩短。

在明末这个时候的东北真的不太适合耕种，虾夷稍暖也只能坐到一年一季的种植罢了。

再加上番薯种植的特殊性，在没有有效的可降解不损害土壤的杀虫剂发明前，只能靠深翻犁地来杀虫卵，这就得预留出1个月的时间来晒地了，这无疑使得番薯在北半球的种植经济性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