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家一直到汉宣帝时,还是以儒法相用的,而到了宣帝的儿子,元帝以后,汉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倒向了儒学。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独尊直接就反映在国家寻求人才,开始按照儒家经典来举士。
一个儒者可以靠着对经义的掌握一步步做到三公,这在汉武帝以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谁家掌握了经典的解释权,谁就能获得那份最大的蛋糕,不仅自己的家族可以荣享富贵,就是学生也可以按照这条学术道路一直走下去。
这样,师生之间相互帮助,最终成为一个个学阀,学阀又成为门阀,二者就是一体的。
而在古文学者发起进攻前,今文学一直是汉家官方的主流学说,那些掌握古文学的学者们只能在乡野做个野狐禅,对今文学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可在王莽之世的时候发生了一种改变,那就是古文学大家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自立,再加上王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他的正统注脚,所以大兴古文。
但后面王莽很快就被推翻了,上来的是再兴汉家的刘秀,所以按道理,他应该会重新确定前汉时期的官方正统学术思想。
实际上,刘秀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因为以中兴汉家自居,所以刘秀在学术上自然也继承了前朝的今文思想。
当时他广邀天下学士云会京师,重立五经博士,他所立的十四名博士,全部为今文学者。
可见刘秀是要全面否定王莽倡导的古文经,显示自己拨乱反正的政治态度。
但情况到了刘秀孙子汉章帝,形势却发生了大逆转。
汉章帝通过亲自执掌白虎观会议,将今文学彻底纳为官方正统思想,而且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今学,自此古文经大兴。
此后,古文学彻底成为正统思想,今文学越来越弱,直到二者被彻底熔合。
为何会发生这种逆转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就学术的生命力来说,今文学已经走入了生命的末期。
作为正统经典超过百年的经文,往往一本经的背后就有十余万字的讲解注疏,可以说一个学者学习今文,可能数年都学不完一经。
而此前一直在民间发展的古文,因为微言大义的原因,学起来就非常快。一个学者可能数年就能学完五经,这不知道比前者快了多久。
本来这种快慢也无所谓高低,但到了国朝需要统一学术思想的时候,今文就是因为太过于繁琐而被抛弃的。
所以,今文学作为一种官方学说,因为生命力的丧失,其实已经退出了舞台。
但偏偏郭图就是治的今学,不仅是郭图,他们整个郭氏家学都是尚今学,而且学的就是《公羊春秋》。
这里面的原因很有趣,今学被汉家抛弃的原因,正是郭氏一族尚今学的动机。
的确,今学是繁琐,但作为一个家族的传承来说又太有优势了。
因为只有繁琐才能有门槛,尤其是他们郭氏世代作为汉家的法学家,就更是需要这种有门槛的经学来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郭氏这样,如袁氏、杨氏、韦氏这些大家族,都是治的今学,其背后的动机就是因为此。
而郭图在审理案件时,就充分按照《公羊》的思想来断案。
如子举父过,父有错,那就罚父。但如果是《谷梁》学者来断案,就会大骂儿子,作为人子如何能举父过呢?于是大罚儿子。
从这可以看出两类学者之对立,前者总骂后者不知变通,迂腐守旧;而后者也总骂前者为贼,以权变的借口乱天命家法。
但总而言之,张冲是比较认可《公羊》的,因为他和自己认同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对于郭图办理的大部分案件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然光办得快有什么用?
也正是这份成绩,郭图才很快又被起复,做了于禁的长史,随军出阵伊洛,并最后立下大功,得迁少府少监,成为财部重要的官员。
但现在看,郭图这小心思又冒出来了,在看了郭图的上表,张冲当时就知道这是郭图在培养政治盟友。
所以张冲决定敲打一下他,正好让朝野知道绣衣卫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东西没必要说一直用,但其存在本身就已经在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