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不记录未发生过的事情，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将来没有，未来不是历史的再现，技术进步的本质正在于其不可预知性。

回顾齐国数十年来经济发展，尤其是所谓的“工业革命”以来的进程，就会发现“革命”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发明，也包括制度创造。

如果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制度，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无畏地涌入市场，也不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本。

如果没有专利法和鼓励创新制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发明。

如果没有日趋完善的商社（公司）制度，这些发明也不会创造那么大的价值，当然，先进的工业也就无法诞生。

齐国的所谓“工业革命”无疑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由商社和个人技术创新引发的，但是将它们转化为真正的产品，并能影响社会的却是商社（公司）。

商社（公司）是一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创造物，或者说，除了国家，商社（公司）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组织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商社（公司）的出现丝毫不逊色于文字、火药、蒸汽机的发明。

作为一种最特别的“机器”，商社（公司）制度是技术的放大器，使技术创新变成真正的财富。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两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或许是现代公司最早的起源。作为殖民时代的工具，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都拥有国家特别授权，除了一般生产和贸易，还可以对外征服、统治、宣战、媾和，包括组建军队和发行货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名为公司，实则与国家无异。在以后的很长时间，英国与荷兰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

从商业结构来说，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作为股份制法人公司，已经与传统的合伙企业大相径庭，它们都实行无记名制，也就是合伙人以陌生人为主；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决策权交给董事会，如果投资人不同意，可以转让或出卖自己持有的股份；与传统经营者不同，股份公司经营即使失败，它也不需要承担债务，更不会倾家荡产，它唯一的“资本”就是创造力和才干。

另外，公司是永久存在的实体，具有独立于股东之外的法律地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初始资本为650万荷兰盾，英国东印度公司仅为7.2万英镑，几乎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

对投资人来说，资本属于永久性投入，虽然可能会获得分红，但却不能指望这笔投入会被很快返还。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最初八十年间，分出去的红利共计达到原有资本的2000%（受繁荣的对齐贸易，使得该公司经营收益远较历史上同期更高），使得它成为欧洲大陆规模最大、也是最富有的私人公司。

1643年，齐国仿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以王室和政府为主导，招募大量社会资本，也成立了一家对外贸易殖民公司--印度商社。

虽然在1665年，为了避免印度商社一家独大的地位，政府将其分拆，变成印度商社和孟加拉商社。

但历八十多年的发展，印度商社已然成长为齐国最大的贸易商社，拥有超过一百三十多艘商船、三万余员工和六千多人的武装护卫，每年的股息高达30%以上，总资产规模达一千五百万元，累计红利更是超过3200%。

这意味着，一名投资者若是当年仅投入一万元资金，仅凭数十年的分红，就能获得超过初始投资的32倍的收益！

曾有人粗略估算过，从1650年到1720年，印度商社先后从印度地区赚取（掠夺）了总值为2亿金圆的财富。

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是齐国“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齐国对工业进步的投资，尤其是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

在17世纪下半叶，大齐帝国以汉洲本土为基、印度次大陆为支点，无形中构建了一个稳定的印度洋贸易新秩序，并进而推动了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整个欧洲地区的贸易全球化。

齐国的强大和富庶，使之成为无限可能与机遇的应许之地，在这里，拼搏精神盛行，法治健全而可靠。

当移民踏上齐国的土地，就会把过去的烦恼抛在脑后，祖先的那片故土所有包袱都从灵魂中抽离，成为自由奋斗之身。

就此而言，齐国不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它更多的像是一种信仰。

人们心仪的是未来可期，而不是过去的糟粕岁月。

有激进学者自诩，齐国就像这个世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灯光会帮助那些寻求光明的人”。

站在十五层高的印度商社总部大楼下，范阿贵虽然还不懂啥叫“全球明灯”，但看着这栋巨大而高耸的建筑物，以及它反射耀眼阳光的大片玻璃幕墙，惊愕地嘴巴就没合拢过。

这就是大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