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此段文章，虽为南雷先生（黄宗羲）数十年前之言，但今日复读，仍旧震耳发聩呀！”

在大兴府沐川县（今布里斯班市艾斯比力区）一栋两进宅院中，一名四十旬的清瘦男子捧着一卷书册，轻声诵读着，还不时转头与主人品评两句。

“当年太祖皇帝与南雷先生会面时，曾予以高度评价，言及，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等后人闻之，钦佩之极呀！”

“卓兄谬赞了。”黄千人（黄宗羲之孙）嘴上谦虚，但内心深处却是极为受用。

有一个天下知名的祖父，自然是与有荣焉。而他本人也经常在报纸、书刊上发表文章，以为百姓代言，为天下苍生争取应有之福祉，而名操国内。

“当年，南雷先生在《留书》中所言，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观我齐国发展九十年，所立律法数千上万条，竭力尽以“天下万民”为本，以公开、公正、公平为总则，以确保天下之民，能为公法所护，不为残政所迫。若是南雷先生泉下有知，当可瞑目矣！”

“未必尽然吧！”《东部周刊》编纂人吕文栋将手中的茶杯放下，摇头说道：“我齐国虽然看似律法健全，其精神宗旨亦为‘天下万民’之念，但在律令实践当中，对权贵之家、富豪之人往往太过偏袒，而对‘万民’又太过苛责。”

“吕兄，你此番言语，有些太过偏颇了吧。”卓时平苦笑着说道。

“非也，非也！”吕文栋一边说着，一边将几案上的一份《每日政事》拿了起来，嘴角露出讥诮之色，“少梁府税务稽查引发的工人游行请愿之案，两日前已经大理寺审判结案，二十余名带头工人皆被判流放殷洲（今北美洲）和黔州（今南非）。试问诸位，那些工人当真有罪吗？冲撞地方政府？扰乱地方秩序？……可笑至极呀！据悉，那些工人仅聚众于浔阳县政府大门之外，根本未闯入官厅，更未有任何打砸行凶行径，如何会冲撞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出面宣慰安抚后，很快便自散去，又何曾扰乱过地方秩序？”

“……”

“再看看那些涉案商人又是如何判决的……”吕文栋将报纸翻开，找出那篇有关少梁府的新闻版面，伸手使劲点了点，“蛊惑教唆工人闹事的十几名商人，仅五人被判流放，三人被判短期苦役，余者皆被认定罪责较轻，施以罚款和训诫而轻轻放过。何也？明眼之人都能从此案中看出，罪魁祸首者乃是那些商人呀！”

“数千工人集会请愿，这般声势让皇家和政府怕了呗！”黄千人说道：“为了杀一儆百，制止工人再次发生此类聚集游行之事，政府自当要予以重惩大戒，以警后者。哼，至于那些浑身铜臭的商人，又能成什么事？”

“再者而言，全国税务稽查已行数月，查实脱逃税款之商人不知凡几。我等可曾听闻有商人被判刑罚？一个个无非是追缴税款，并处以罚款而就此揭过。彼辈商人涉及税款多者数万，少者亦有千元，金额不可谓不大，但处罚却如此之轻。而民间普通百姓若有损害公私财物者，往往不过数十上百元，则动辄被判苦役或者流放，此诚可叹呀！”吕文栋说道。

“其实，我齐国跟历代王朝并无什么区别，依旧是权贵之家高高在上，卑末小民被踩在脚下。昔年，太祖皇帝曾言，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人人平等的新国度，不过是一句虚妄之念罢了！”黄千人愤然地说道。

“二位如此讥评当前时政，怕是有些有些愤世嫉俗了吧？”卓时平皱了皱眉，轻声说道：“目前，国内政治和律法虽有偏颇，对权贵富豪之家也是甚为优容，但要论及普通百姓所得之惠，不说远超历朝历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以农税为例，试问，哪個朝代，哪个国家征收比例之限，有我齐国之低？”

“卓兄以为农税征收额度仅为4%，即为百姓所得之惠？”吕文栋笑着问道：“但你可知，千年以前的汉朝文景时期，农税就曾一度降至三十税一，甚至文帝还采纳晁错之建议，‘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之租’。在隋文帝时期，亦有‘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馀州免其年租赋’之例。我齐国富有四海，政府岁入数亿，却仍旧不免农人之税，所惠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