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幕府的决议已经被信使带往萩城，但包括将军德川吉宗在内的幕府所有高层人员都一致认为，毛利氏很可能会置之不顾，而选择铤而走险，再次拒绝幕府的命令，并以武力相抗。

为此，老中水野忠之建议幕府需要做两手准备。毛利吉元接受幕府决议，那自然是皆大欢喜，事态将得以平稳控制。

但是，若长州藩胆敢暴起反抗，拒不接受将军命令，那么幕府就需要做好出兵的准备，以此来维护幕府和将军的权威。

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德川吉宗在正德六年（1716年）4月继任将军后，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

因为是以旁支身份继任的将军，而幕府的旗本们大多为前朝遗臣，德川吉宗在继任后，便很快清除前朝势力。他罢免了侧用人间部诠房，并不再设侧用人，任命水野忠之、大冈忠相等人担任老中，将幕府权力逐步掌控在手中。

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威，这位将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场机构精简改革，废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以此大量削减旗本数量。

他还提拔了一批在纪伊时就跟随他的家臣，将过去几代由侧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权的统治方式恢复到江户时代初期将军本人独揽大权的体制。

德川吉宗实施的内政改革中的最大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随着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进出口贸易的长期逆差，贵金属持续外流，再加上元禄时期的物价普遍上涨、灾荒频繁等诸多不利因素，都使得幕府财政长期陷入危机当中。

为此，德川吉宗在改革中采取的基本方针便是“增入减出，开源节流”。

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除了向齐国紧急借贷五十万元，从朝鲜、吕宋、安南等地采买粮食外，还趁机发布“上米制”，即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需交给幕府一百石。另外，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也被缩短一半，以此减少了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

同时，幕府发布“俭约令”，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藩国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该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仍有不少藩国大名继续维持着他们骄奢豪侈的生活。

更让武士阶层为之欣喜的是，德川吉宗还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不仅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还仿齐国和北明模式，建立了一支全火器化的新军，部队规模超过六千人，极大提升了幕府的军事力量。

故而，面对长州藩可能存在的武力反抗，经过一番颇具成效的改革，幕府不论是从财力上，还是在武备上，都有充足的把握，可以将其轻松平灭。

甚至，将军德川吉宗对此还有几分期待，正好籍此机会没收毛利氏的长门和周防两个郡国的领地，杀一儆百，警示国内所有潜在的反抗势力，为后期谋划的“撤藩立县”铺平道路。

负责新军事务的若年寄泽田信弘向将军德川吉宗建议，提前派出两千名新军大铳部队进驻大坂，若毛利氏真的敢于抗命不遵，便可作为幕府军先锋，朝长州藩快速挺进，为后续幕府大军开路。

作为老成持重的辅政老中，水野忠之考虑的更加深远。他认为，长州毛利氏胆敢这般挑衅幕府，肯定必有所持。

要知道，长州藩领地的旁边就是被齐国人占据的下关。据悉，自从毛利吉元成为长州藩家主以来，就积极改善与齐国人的关系。在近十多年时间里，双方贸易往来不断，将无数的齐国商品转卖至内陆地区，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长州藩还通过走私渠道，从下关地区偷偷采买了许多火枪和火炮，积极发展藩内军备。水野忠之有理由认定，毛利氏肯定跟齐国人有所勾连，说不定他们之间还建立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军事合作关系。

此次，毛利氏拒绝幕府的裁决，驱逐将军派去的裁判使，还出动藩军攻破德山藩，其背后有没有齐国人的怂恿和鼓动呢？

一旦，幕府与长州藩发生武装冲突，齐国人又会秉持什么立场？

虽然，延宝之役（即第一次齐日战争）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幕府上下依旧对齐国忌惮不已，轻易不敢得罪这个南方大国。

不要以为，齐国远在汉洲大陆，距离日本超过一万里，似乎看起来直接的威胁很小。但实际上，齐国离日本并不远，甚至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齐国不仅从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了琉球王国，还在该地区设立总督区和琉球舰队总部，驻扎海陆军超过一万人，一艘艘强大的战舰频频游曳在日本诸岛海域，像一把利剑直接抵在日本的腰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