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中曾言及，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诚如《道若秘》所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当前我齐国形势，应要切实改善民生，在扩大商品对外出口的同时，也要努力增强百姓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故而，在国家财富分配上，要进行必要之调整，逐步提高百姓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率。也就是说，要相应增加工人的劳动薪酬，使得他们能有更多的余力进行商品消费和物质享受。”

1732年8月22日，在大兴地标性建筑东方大厦里，正在举行一场热烈的图书发行大会，由著名经济学者、作家齐元翰主持编撰的《新管论》正式定稿出版，吸引了国内诸多学者、文人，以及大商人、工厂主的到来，共聚一堂，针对此书中观点和学说，进行激辨和讨论。

《新管论》，顾名思义，就是仿照先秦经济著作《管子》一书，就齐国乃至整个世界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包括资本产生的过程，生产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以及探讨了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和资本生长方式，同时也从经济角度考察和描述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依存关系和复杂矛盾。

这本鸿篇巨作，是想告诉人们，什么是经济，什么是财富，财富又是如何构成的，增加财富的途径和方法有哪些，以及如何保障这些财富的问题。

这本书摒弃了欧洲流传甚久的重商主义学说，更否定了华夏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土地并不是价值的主要来源，提出了劳动和技术创新的基本重要性，重点强调劳动分工会引起社会生产的大幅增长，抨击了神州大陆和欧陆诸国那套阻碍工业发展的腐朽、武断的政治限制。

不过，这本书的最大的经济理论贡献，不是劳动分工，不是财富分配，不是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其中的财政思想，而是齐国孜孜不断追求和推进的“经济自由主义”。

换句话说，《新管论》的理论财富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这個信仰就是“经济自由”，以及从中衍生出的“贸易自由”。

细究而论，这本书所论述的诸多观点并不是作者所原创的，更没有多少前瞻性，基本上都是前人都已经充分论证过的，或者是此时整个时代的共同认识。其最大的贡献无非就是把这些思想集合起来了而已，里面甚至还有些许错误和逻辑上的瑕疵。

但是，该书出版刊印后，却没有人会真正否认这本《新管论》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价值意义。

在齐元翰编撰此书之前，尽管齐国的经济学界或者工商界领域中不乏璀璨的星辰，但均不足以照亮整个经济学的世界。

《新管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集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科学知识之大成而建立起来的。

通过该书，经济自由的理念不仅被高高的树立了起来，而且其运行也找到了最恰当的机制，那就是：利用人们的交易倾向，让所有的一切都通过市场机制来“自由竞争”。

特权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大敌，《新管论》主张废除各种形式的特权和独占经营，良好的经营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得到确立。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或者企业才会出于趋利而采用最合适的经营方法，工厂的劳动生产力才会被迫提高。

“既然要倡导自由竞争，那么政府的过多干涉，是不是就没有必要了呢？比如，我们这些经营工厂和贸易商社的人，除了履行缴纳各种赋税后，至于如何经营管理，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怎么用人，支付多少工资，要求工作多长时间，以及是否开除不合格的工人，皆由我们自行处置，政府就不该过多干预和约束了吧？”

“非也，非也！”齐元翰听了，笑着摇摇头，“前秦轻重家癸乙曾说过，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贿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凡政府者，需利用政治干预经济，调控市场，平衡各色人等的利益，保护百姓之生存基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工人困顿不堪，且家无余财，诸位所拥工厂生产出的商品又将卖与谁呢？退一步来说，若是任由工厂主和工人之间自行处置彼此之间的事务关系，但以工人的弱势地位，岂能争得自己所属的权益？”

“诸位需知，一个人总是需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的。因而，他的薪酬至少必须要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在大多数的时候，他们还应该稍多一点，否则，他将不可能养育妻儿，维系家庭生活，而没有足够的薪酬，工人这个群体就将消亡，工厂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丰厚的酬劳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艰难是国家停滞、经济遇阻的自然象征，而劳动者的饥饿则是国家迅速败落的自然象征。蒙元之败，前明之溃，当为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