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条款若是全都应下，我大黎王朝恐将不败而亡！

于是，威南王一边继续跟齐国公使积极斡旋，试图讨价还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齐国的谅解和宽容，一边未雨绸缪，开始动员和集结国内兵马，开赴南北两线边境，以应外部入侵风险。

除此之外，威南王还以朝廷的名义，委任礼部尚书陈致知为访秦专使，率领一支使团紧急前往南京，觐见大秦天子，以求强援。

在面对齐国武力威胁时，作为宗主国的大秦此时应该站出来，履行保卫藩属的责任和义务。

黎朝上下虽然对齐国抱以极大的偏见，更是心怀恨意，但却对齐国强大的实力不敢有丝毫小瞧，甚至朝堂诸公还充满了恐惧。

早在八十年前，齐国就曾大败我安南军队，并攻破都城东京，要不是当年清都王（郑梉）见机跑得快，差点就被齐国人所俘获。

虽然，那场战争齐国人打得有些取巧，采取声东击西之策，将我安南主力大军调往广安，然后以数千精锐部队沿红河上朔，直抵东京城下，然后一战而破。

但说实话，即使正面迎敌，安南军队也没把握将齐军击败，说不定没了都城失陷之耻，却会有接连不断的丧师失地之败。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齐国实力愈发强大，军力更甚往昔，不仅拥有该地区无可匹敌的海上力量，它还在南方据有大片领地，拥众百万，有一个稳固而坚实的前沿攻击基地。

不仅如此，河仙、占城、南方阮逆、伪谅郝氏皆为齐国藩属，若是再有战事爆发，这些势力必然甘为爪牙，非常积极踊跃地跟在齐国身后，一起寇掠我黎朝。

环伺周边，皆为强敌，而我黎朝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万众一心，反而矛盾重重，问题丛生。一旦战起，必然是内忧外患，陷入不忍言绝境之地。

最起码，位于西北地区的宣光镇就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因素。

宣光武氏对黎朝有拥戴大功，在莫氏篡黎时，不忘旧主，依然对黎朝皇帝忠心耿耿。黎朝皇帝准许武氏世镇宣光，地位有点像前明时期的云南沐家的黔国公府。

不过，这个武氏历经数代，早已没有先祖的忠勤之心，报国之念，反而素有野心，“恃其山川险远，阴蓄不臣之心，称王爵，伪立朝班”，还和伪谅郝氏“屡有交书往复”和“经济勾连”。

若是朝廷遭遇强敌入侵，且不说他是否会出兵帮着朝廷抵挡伪谅军队入寇，说不定还会趁机寇掠周边府县，扩大自身地盘，从而实现其彻底割据自立的意图。

在这种情势下，获得大秦的支持，就成为黎朝上下唯一的指望。

“大学士，我们还是走钦州港登陆吗？”商船负责人走了过来，小心地询问道。

“不，我们不去钦州。”陈致知摇头说道：“我们直接将船驶到上海港，由那里前往南京。”

“大学士，不妥吧？”商船负责人瞪大了眼睛，“我们使团朝觐大秦天朝，向来是由钦州港登陆，然后从陆路辗转前往南京。若是在上海港登陆，恐怕不符藩属之礼，有违大秦法度。”

“恬躁！”陈致知怒斥道：“在我大黎王朝生死悬于一线之时，哪能还要因循故旧，按照既定的朝觐路线行走？……事急从权，且去按我吩咐路线驾船前往。”

中原王朝的藩属国有远有近，有亲有疏，不仅朝贡的时间和人数都有相应的规定，就连入京行走的路线也有专门的规定。

比如，前明时期，最为亲近的朝鲜王国，为每年四贡，琉球是三年两贡，安南为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京一次，合两贡为一贡；南掌则是十年一贡，暹罗三年一贡，苏禄五年一贡。

各朝贡国入京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路线，不得擅自更改。朝鲜由凤凰城至沈阳，入山海关，琉球由福建闽安镇入京，暹罗由广东虎门登岸入京，而安南是由广西凭祥州入镇南关，南掌由云南普洱府入京。

到了大秦年间，因为谅国隔绝了两国边境，使得安南无法按照传统的朝贡路线前往京城，于是，大秦鸿胪寺便规定安南入贡或朝觐的使团先由海路抵达钦州港，然后转陆路，由沿途地方官府一路护送至南京，严禁变换朝贡路线。

但现在，安南面对齐国及一众藩属国的武力威胁，局势危如累卵，必须以最快速度抵达南京，觐见大秦皇帝，请求天朝给予安全保障。

这要是按照既定的朝贡路线，先从钦州港登陆，然后走陆路，一天最多也就行三四十里路，等赶到南京城，最少也得花一个半月，黄花菜都凉了。

谁知道，齐国会在什么时候向我黎朝发起军事进攻。

按照朝堂诸公的测算，那位珉王殿下遇刺身亡，消息传回汉洲本土，可能要花一个多月时间，待齐国皇帝和内阁政府稍事讨论后，做出军事报复决定，再传回安南，又得花一个多月。

然后齐国据此做出军事调动，征召藩属国军队，协调各方行动，差不多又要花去半个月时间。

如此算来，给予我们黎朝的应对时间只有区区三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