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号样本，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仅30%；

第59号样本，在纯化过程中，因温度控制失误，活性完全丧失；

第82号样本，虽有60%的抑制率，却无法稳定复现……

团队成员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有的因长期接触乙醚，肝脏受到损伤；

有的因熬夜实验，体力不支晕倒在实验室。

但没有人选择放弃。

他们知道，每一次失败，都是在向成功靠近，每一个数据，都关乎千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就在研究陷入瓶颈时，沈前进想起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

他召集团队开会，郑重地说：“古人用鲜汁服用，或许是因为高温会破坏有效成分。

我们不仅要低温萃取，还要注意原料的新鲜度，采集后的黄花蒿，必须在4小时内完成萃取，不能有丝毫拖延。”

团队立刻调整方案，在实验室附近不计成本的建设了玻璃暖房。

专门培养黄花蒿，使得即便在东北，也能够实现黄花蒿一年四季一直能够采摘。

因为距离近，他们可以将新鲜采集的黄花蒿嫩茎叶，马上运往实验室。

这一改进，让提取物的抗疟活性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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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无数次的工艺优化、参数调整。

到了1939年底，当编号第10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被送上实验台时，整个实验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

检测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提取物滴入含有疟原虫的培养液中。

显微镜下，疟原虫的活动逐渐变慢，最终停止了运动。

通过薄层色谱法与熔点测定法检测（当时条件下的精准检测手段），该样本的青蒿素纯度达到92.7%。

数据记录仪上，跳动的数字最终定格在100%。

这瓶历经百次实验的提取物，对恶性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实验室里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研究员们相拥而泣。

团队负责人张桂英，这位年仅三十的女科学家，拿着装有101号样本的玻璃瓶，泪水打湿了脸颊。

“这一百零一次实验，每一次都是在和死神赛跑，今天，我们终于赢了！”

那些日夜不休的坚守，那些与死神赛跑的执着，那些在寒冷与危险中咬牙坚持的勇气，在这一刻都化作了胜利的荣光。

他们，终于叩开了抗疟新药研发的大门，为千万疟疾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而此时，华北地区的洪水刚刚退去，一场更大的疫情危机正在蔓延。

1939年7-8月，华北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连续3次大范围集中降水，总量达255.66亿立方米，远超常年均值。

海河流域的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支流，同时暴涨。

潮白河密云段的洪峰流量，高达立方米/秒，坚固的密云城墙，被汹涌的洪水冲塌了近百米。

更令人发指的是，凶残的鬼子为了打击我抗日根据地。

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了海河流域沿岸182处河堤，人为扩大了洪水灾害范围。

晋察冀边区有1万多个村庄被淹，300万灾民流离失所。

良田被冲毁，粮食绝收，根据地的经济基础遭受重创。

洪水退去后，疫病横行，霍乱、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在灾民中大规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