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支在东亚地区，亦算老牌的船政水师，也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他们依托船政局，获取新舰的方式，自然要靠自行建造。

由此，一艘艘从船台上滑入水中，又从马江驶向大洋的新舰，被陆续的补充到船政水师和北洋水师，以及其他沿海省份。

不过船政局在此后数年内，所建造的各型舰船，除了光绪二年开建的“威远”级铁肋木壳舰略有些新意外，皆仍延续着建厂初期的样式。

而且这些船只在建成后，只能由朝廷指派调配，或是各省认领。导致官办的，缺乏自主的船政局，无法进行有效的商业化运作。

这种完全依靠朝廷拨付经费，才得以生存的模式，在沈葆桢在时，尚能勉强支应。日后若无有强有力的领导者，则必然会弊病尽显。

正因如此，船政局也在经历了初期的辉煌后，开始悄然的走上了下坡路。

不管怎样，因日本一次冒险的侵台行动而引发的，一场东亚地区的造舰浪潮，还在继续着。

与新增战舰相配套的，各家的基地等设施的建设，也在陆续的展开。

这其中，商团水师营、船政水师和日本海军，在之前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今则是根据各自的发展规划，进一步扩建和改善。

北洋方面，却和这几家不同。由于是初建水师，其基地需要选址新建。

从地理位置上看，更从其拱卫京畿的职能来讲，北洋水师在选建基地时，自然要以渤海为中心。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河口三地，也就成为首选目标。三处可以互为犄角，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内卫京师，外御来犯。

其中海河口附近的大沽口和北塘，是距离天津和京城，最近的出海口。当然也成为，北洋水师建设基地，最理想的地点。

如此，一件尴尬的事情就出现了。

依照《塘沽驻防章程》，北塘至大沽口海河北岸，被划定为商团的驻防区域。并且管辖着该地域内的一切事务，还没有期限上的设置。

也就是说，商团可以永远在那里驻军。而北洋要在那里建设，只得经过商团的同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