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满清的统治者们，在操纵派系，玩弄权术方面是很有天赋的。

当这份技艺，传承到慈禧太后这里时，更已是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奕?的几次打压，便是她的得意之作。

而当清法之间欲谈未战之际，她又再次祭起这番手段。

还在李鸿章与福禄诺会谈《清法简明条款》时，朝廷突然下了一道明发谕旨，格外引人瞩目，引得朝野一批议论。

依照这道谕旨，三位清流党健将被一并外放出京。其中命吴大澂会办北洋，张佩纶会办福建，陈宝琛会办两广。并准三人专折奏事。

此事玄机颇深，别的高深莫测暂且不论，单从朝廷的对外政策方面看，就已是妙不可言。

大清朝内对于法国的态度，最初是持主战论调的。然而易枢之后，慈禧太后和新枢臣们，又开始明确的转向了主和。

因此成天把强硬挂在嘴边的清流学子们，自然不得圣心。他们不是总爱针砭时政么，那老佛爷就让他们去地方上，参与时政吧。

既得了耳根清净，又打磨了清流们的锐气，一箭双雕。

其实还远不止“双雕”呢。

在这次越事的处置过程中，各位封疆督抚，多是主和的。将主战的清流下放到他们身边，也使得和战之权尽在朝廷掌握。真是收放自如。

三人之中，吴大澂到北洋，有李鸿章护着定是无碍。陈宝琛坐镇广州，正好和他前后脚，有清流出身的张之洞署理两广，也算能彼此照应。

唯有张佩纶前往的福州，即将成为新的前线，福祸难测。

张佩纶抵达福州时，法军将要入侵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八闽大地上，已是人心惶惶。

不到十天之后，就在福州各军还在乱哄哄的抓紧布防整顿之际，法国政府向清廷递交了“哀的美敦书”。

并要求其在一周之内，接受法方提出的赔款要求。否则法军将自取担保和赔偿。

此后的第二天，海军和殖民地部电令孤拔，要其准备夺取福州和基隆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