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大秦自代明自立后，就曾考虑过迁都，认为南京城龙气已失，不适合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而且，南京相较于庞大的国土面积来说，太过于偏安东南，无法辐射广大的北方地区。

更让大秦王朝统治者深以为忌的是，自古以来定都南京的的政权好像都没长久过，全都是短命的割据王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长的不过一百年（东晋103年），短的不过区区二十年（南齐23年），委实不是一处好所在。

永兴元年（1676年），秦王孙可望受禅于大明建平帝，登基称帝，建立大秦王朝开始，至今已有五十七年了，以南京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经济和民生发展程度早已超过前明最为鼎盛时期，国内超过五成以上的人口、七成以上的经济，八成的赋税皆来自江南。

而占据国土面积八成以上的北方地区（包括辽东、漠南、漠北以及西域、青海）却是经济凋敝，人口不丰，亟待需要开发和建设。

再加上，因为东北、漠北以及西域的外部威胁，使得大秦几乎将国内的主要精锐军团都布置于北方，造成南方一定程度上的军力不足。

尤其是此次安南危机，齐国竟然在自己的南方藩属国肆无忌惮地搞风搞雨，更是引发大秦强烈的不安和警惕。

在危机发生时，大秦朝廷赫然发现，整个南方地区除了无甚大用的地方镇所兵外，居然出现了几无强兵可调的尴尬窘境，不得不从南直隶和四川抽调两部新军，千里迢迢地辗转南下，紧急赶往广西和云南边境。

在获知齐军如何覆灭安南的战斗过程后，大秦朝廷更是惊出一身汗来，南京距离长江入海口并不远，一旦秦齐开战，齐国海军完全可以复制攻占安南东京城的战役，沿着长江一路上溯，直抵南京城下。

要知道，当年齐国海军尚未具有此时这般规模时，就曾联合各路反清势力，杀入长江口，然后以极为迅捷的速度攻至南京，最后还一击而破，俘虏了清虏总督南方军务大臣洪承畴及以下百余名高级官员和将佐，大大振奋了人心，使得整个神州大陆的反清战争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

尽管，这个时期，大秦在崇明沙、南通、江阴、镇江、栖霞、浦口等沿江重镇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十余处江防炮台，理论上可以封锁整个长江航道，可以将任何敢于驶入长江的外国武装舰船尽数击沉于江中。

但说实话，大秦军方在反复评估了齐国海军实力后，心中着实没有底，能将齐国舰船阻于长江之上。尤其是实地参观和了解齐国新型铁甲舰后，更是缺乏足够的信心了。

这要是开几艘铁甲舰进来，凭借自身皮糙肉厚的防护力，人家说不定还真能硬抗江防炮台的拦阻轰击，一路突突突地驶到南京城下，拼着一定的伤亡损失，强行发起登陆攻击。

要知道，南京城除了皇家禁卫军稍稍有些战斗力，剩下的数万镇所兵也就比临时征集的民壮强那么一点，端起火枪勉强可以做到临阵一射。

在这种情势下，南京城似乎变得不怎么安全了。

除非，大秦再花费重金多编练几镇新军，全部驻防于南京及周边地区，用于随时防范齐国的入侵。

于是，在此背景下，曾沉寂多年的迁都问题，又重新出现在大秦朝堂之上，引发一阵激烈的讨论。

为了免遭朝廷中枢被敌人给一锅端了，咱们是不是选一处比较安全的地方，另建都城？——

俄罗斯帝国驻大秦公使谢尔盖·伊格纳舍维奇伯爵一脸阴郁地离开了鸿胪寺，登上马车后，颓然地靠坐在皮椅上，一言不发。

“伯爵大人，秦国人还是没有同意我们的出兵要求？”公使馆参赞秘书达列尔·库兹亚耶夫小心地问道。

“他们认为遥远的西伯利亚于他们国家而言，不甚重要，并不在他们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伊格纳舍维奇伯爵沮丧地说道：“他们的目标始终盯着退避至哈萨克草原上的鞑靼人，希望彻底将其击灭。除此之外，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则是齐国人。哼，秦国的被保护国遭到齐国的可耻入侵，这大大加重了他们的危机感。可以想象，秦国的战略重心很可能会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以应对齐国强有力的挑战。”

“那么如此一来，我们俄罗斯帝国在西伯利亚地区将独自面临那个渤海国的军事威胁。哦，对了，还有盘踞在科布多山区（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地区）的清国人。我很担忧，叶尼塞督军区是否能够抵挡住上述两个强大地方势力的联合夹击。据说，渤海国已经将他们的都城从中京（今俄罗斯赤塔市）迁往贝加尔湖畔的西京。哦，就是我们曾经的伊尔库茨克堡。这说明，这个国家对广袤的西西伯利亚地区充满了觊觎之心。”

1730年6月，渤海国王僧格病逝，王太子舒德在群臣的拥戴下登基为王。